【摘要】《捉妖記》和《美人魚》兩部國產奇幻類電影在故事和價值觀層面有新的突破，既揭示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等關系在現代社會中的失衡，也反映了當代人在恢復平衡的努力中對有關于愛、人性、生命意義等問題的反思。

【關鍵詞】《捉妖記》   《美人魚》   價值觀  人性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以來，中國國產電影開始在故事內容和價值觀層面發力，贏得了超乎意料的回饋。2015年夏的《捉妖記》和2016年初的《美人魚》兩部奇幻類電影合計票房達到60多億人民幣，引發大量討論。對此現象，我們不僅要從電影作品本身的劇情、制作、運營、宣傳等方面去考察，還要看它們如何擊中了當今時代的問題，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要。

伴隨著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社會組織的高度發達，現代社會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方面都出現了失衡。現代人尋求恢復平衡，達到和解。越是能揭示這種失衡狀況與和解希望的作品，就越能夠引起普遍的共鳴。兩部影片的成功之處即在用故事、畫面促進有關于人性的反思。

情節：從失衡到和解

在兩部影片中，關系的失衡都是由矛盾引起的，淺層是非人生物與人類的矛盾，深層則是人性當中的人情與人欲的沖突。在觀眾眼中，無論是妖，還是美人魚，除了外形與人有異，它們具有跟人類一樣的恐懼和希冀。人魚珊珊有著女孩的羞澀，妖王胡巴還有兒童的天真頑皮。在情節起始，這些類人的生物都遭到了非人的對待。《捉妖記》中的妖是一種眾所周知的珍貴食材，有一種號稱“天師”的職業專門捉妖販賣，胡巴即在懵懂中被賣到了登仙樓飯店。在《美人魚》中，人魚跟人類的利益追求有瓜葛。一方面，水生動物的存在阻礙了地產商重金取得的填海項目的順利實施。另一方面，人魚的基因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野心勃勃的財團對之覬覦已久。

恢復平衡的條件是建立和鞏固非人生物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情感聯結讓妖、人魚等實現了從“非人”到“類人”的跨越。《捉妖記》用搞笑的手法為男主人公與小妖王胡巴之間設置了一種“母子關系”。《美人魚》里的富商與要刺殺他的人魚產生了戀情。在劇情構建的特殊機緣中，跟人處于對立關系的妖或人魚都與主人公產生了通常情況下不會有的情感。隨著劇情的推進，這種情感在緩慢地發酵，情感成熟之際即造成劇情的轉折。在《美人魚》中，劉軒看到海洋生物被強大的聲納系統毀滅，已經心有不忍。當他開始愛慕人魚時就決意停止侵擾海洋生物。最后在人魚家族面臨剿殺之時，他毅然用自己的身體去保護奄奄一息的女友。在《捉妖記》中，胡巴在路途上的純真可愛和被售賣時的苦苦哀求，都沒能成功打動兩位要用它賣錢的成年人。他們用“它只是一個妖”來抵擋越來越強的內心沖突。直到兩人偶然看到胡巴曾在手帕上啃出來的一個小孩與兩位大人手牽手的圖案，這才幡然醒悟，不惜千辛萬苦要把已經賣去屠宰的胡巴救回來。兩部影片的劇情都有比較清晰的情感線索：最初是無情的利用，進而有情感的滋長、良心的審問，最后在行動上千方百計地保護、救助。

人之為人，除了有使用工具控制自然的能力之外，還有反思自己行為的能力。在控制自然的能力已接近失控的時代，人的反思能力更為可貴。當社會中的多數人都有了反思要求的時候，相應的作品也就應運而生。兩部影片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人性的反思，在大眾可以理解的層面上探討了從失衡而逐漸回歸、和解的可能。

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人性，敬重自然

電影的一個大的社會背景就是人類無止境的利欲追求對生態平衡的破壞，以及由此現狀引發的反思和討論。當前社會上的討論大致分為兩類，一類訴諸理性，諸如從技術上保護基因多樣性，從理論上辨析動物的權利和自然環境的重要性，等等。另一類訴諸情感，強調人對自然萬物應承擔的道德責任。“能不能吃狗肉”就是后一類討論在大眾輿論中的表現。本文提及的兩部作品則是這類討論在大眾藝術中的表現。

從情感角度審視人與動物之間關系的社會思潮與寵物大量進入城市市民的家庭生活有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主張不能吃狗，主要理由是狗帶有“通人”的內心世界，跟人有情感的互動。然而，反駁者也尖銳地指其“矯情”：被大量食用的豬、牛、羊并不比貓狗更少情感。人并不能因為認識到動物“通人性”就徹底停止對它們的利用以至宰殺。甚至終生茹素的人也無法完全免責，例如許多藥品的研發都離不開對白鼠、兔子等的動物實驗。只要顧此失彼的情況依然存在，動物保護的主張和實踐就難免被指為虛偽。中國古代的儒家，因為主張“君子遠庖廚”，受到過相似的指摘。儒家思想家對于這個問題的回應也值得今人借鑒。

孟子曾用“君子遠庖廚”的道理來說明仁政的可能性。這就是孟子說齊宣王的著名典故。有一次，齊宣王看到禮官牽著一頭用作犧牲的牛要去宰殺。牛因為恐懼而瑟瑟發抖。齊宣王一時不忍，就下令另找一頭羊來代替。孟子說，這個剎那間的“不忍之心”就足以證明宣王具備仁愛之心。他解釋說，宣王的“不忍”既不是吝惜作為財產的一頭牛，也不是在理性上認為這頭牛很無辜，而只是因為面對面地遭遇到了一條在自己眼前瑟瑟發抖、流淚喘息的生命，激發了心中的善念。以羊易牛，并非貴牛賤羊，而是維護此時此刻的內心善念。他用“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來解釋孔子“君子遠庖廚”的教誨。齊宣王對這個解釋很認同，贊嘆說“于我心有戚戚焉”。不只是君王才應該有“仁”。“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就是說，人都有因為“不忍”而心軟的方面，也都有能忍而心硬的方面，能不斷地擴大“不忍”的范圍就可以算是“仁”了。對于現代人來說，從愛護自家的貓狗而推及全部的貓狗，由愛護貓狗再推到遙遠的海豚、大象等，盡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殺戮，即是“推仁”。不能因為他們沒有把關懷推到全部的生物，就否定了善念的確實性。否則，世間再無善念可存。

“推仁”最大的障礙在“不忍”與“能忍”之間存在著斷裂，人的善念難以到達倫常關系之外。在當今相對富足和開放的時代，推廣善念的條件更充分了，藝術作品也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間。以《捉妖記》、《美人魚》為代表的奇幻類作品可以虛構出比貓狗更加“通人性”的生靈，在故事情節的范圍內填補了“推仁”的缺環。當把它們置于普通動物經常遭遇的情境中時，反思就開啟了。觀眾可以對人性做一番審視和檢驗，對自然多一份敬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奇幻類虛構作品的現實意義。

人與人的關系：愛能戰勝強權和邪惡

孟子說宣王意在討論行仁政，其關懷落在人間。同樣，我們觀賞和討論《捉妖記》、《美人魚》這類電影，并不在意虛構的“妖”或“人魚”的生存權利，也不僅限于關注一般動植物、自然生態的權利。觀眾之所以灑下同情的淚水，更多還是出于妖王胡巴、人魚珊珊身上的類人的一面。除了情感相通，還有境遇可比。人類自己不也常常遭遇到跟妖、美人魚一樣的被宰割、被利用的處境？

兩部電影都揭示了弱者在強權面前的無助。《捉妖記》讓觀眾喜愛上妖族的可愛、樂觀、與世無爭之后，卻在登仙樓的后廚展現出它們的一排排被風干、腌制的尸體。比被宰殺的處境更為可悲的是，籠中待宰的妖已經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命運，還跟廚師談笑風生，討論如何烹飪自己才比較美味和有營養。它們唯一希望爭取的，只是讓自己的死法不是太痛苦。

但我們甚至都不能“怒其不爭”！在高度發達的人類技術和組織面前，這些生物具備抗擊屠戮的能力嗎？《美人魚》的劇情從“人魚刺殺富商”展開。人魚行刺的工具僅限于兩只海膽、一根魚骨，而人類動用的武器則包括了雷達、水下聲納、沖鋒槍、火箭彈、快艇和直升機。影片以周星馳特有的夸張手法展示了弱者與強權之間令人絕望的反差。情節反轉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東方文學藝術傳統中常見的“弱者英雄”身上。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中，受欺凌的弱者群體中往往會走出一位勇敢擔當的義士（往往是青年人），以極具自我犧牲精神的抉擇感動了蒼天或皇帝，換來家族、村落的暫時安寧。在《美人魚》中，人魚珊珊就是這樣一位弱者英雄，她用愛情感動了加害者，使矛盾得到完滿的解決。這個結局并沒有改變一個事實：富商劉軒雖被純真的珊珊“俘獲”，但人魚族群的存亡仍然完全掌握在人類手里，人魚翻轉命運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加害者的良心發現。這是《美人魚》的深層局限所在。

“愛能戰勝強權和邪惡”，這是現實中人樂于希望卻不敢相信的一句話。成功的大眾藝術作品往往會為此信念提供可信的支持。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即以此為主題，而以《捉妖記》和《美人魚》為代表的國產影視作品也開始了探索。

人與自身的關系：愛是自我的發現和再造

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都植根于人與自身的關系。兩部電影作品同樣也促使人去追問自我，反思人生的意義。

在《美人魚》中，富商劉軒的生活主題只是“賺錢”，他用以表達感謝和好感的方式也只有“給錢”，遭到珊珊拒絕之后的第一反應是“給得還不夠多”。直到對方把百萬支票丟到火里，他的價值觀才受到痛切的沖擊。游樂場中的忘情歡笑讓高高在上的富商放下了虛榮，找到了久已失落的純真，也開啟了人生的大轉折。影片用簡單的情節演繹了一個深刻的道理：愛是自我的發現和再造。

如果說男人都是簡單的動物，那么，更有意味的就是反派角色若蘭的表現。當她得知劉軒與姍姍的戀情，憤懣地吼道：“我有錢！有身材！追我的人可以從這里排到法國，而你卻去泡一條魚！看我不把她捉來煲魚頭湯！”此人雖然兇狠，卻也有可悲和可憐的一面。她缺乏愛，也需要愛，但她對于愛的理解，卻被狹隘化為以金錢數額來衡量的東西。她似乎也“愛”著男主人公，卻觸摸不到自己的真實情感。她對于愛的表達，只有交換和占有，以及受挫之后的瘋狂和毀滅。影片最后，若蘭興師動眾地追殺人魚，已經遠遠超出了商人逐利的動機，而是一種因愛生恨的絕望報復。害人和害己，都源于自心的迷失。

《捉妖記》展示了一幅更為立體的眾生相。“天師”雖是妖的捕手，卻不過是些掙扎維生的小人物。無論低級天師小嵐還是高級天師羅剛都要捉妖領賞謀求升遷。在生存壓力下，他們對獵物臉上的恐懼和悲傷麻木不仁。在登仙樓大快朵頤的食客們處于食物鏈的上端。他們普遍關心“養生”——如同現實中的國人。但什么才是“生”？如何才能“養”？自己的生命與其他的生命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卻從來沒有被追問、思索過。與《美人魚》不同，《捉妖記》里最大的反派不是人，而是披著人皮的妖。它經營登仙樓是為權力斗爭服務的。妖界一如人間，非此即彼的權力比一般的金錢利益更易導致迷失，讓覬覦者以更殘忍的手段對自己的同類大開屠戮。

總之，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觸及到了現代人靈魂深層的柔軟處和迷茫處。無論是人與妖的親情演義，還是人與人魚的戀愛傳奇，深處都是關于“我”的故事。與美好情感對立的那些殘酷、邪惡、仇恨，也都折射著“我”的迷失。這些作品都善于用情節來提出涉及人性反思的問題：在逐漸增加的價值觀困惑中，人如何找到自我？在日益膨脹的利益誘惑面前，人怎樣不失去自我？這是一個剛剛開啟的過程。在未來取得廣泛認可的大眾藝術作品，必然會更純熟地用情節展開發人深省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戲曲學院跨文化交流與管理研究所副所長）

【參考文獻】

①[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責編/周素麗    美編/宋揚  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