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種族問題既有其歷史背景,也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因。事實證明,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的種族矛盾不但沒有緩解,還有加劇的趨勢。美國種族問題的解決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關鍵詞】美國 種族歧視 少數族裔 亞裔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2月28日,第88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主持人公然開亞裔兒童的玩笑,表明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與偏見依然存在。此舉遭到美國亞裔群體的一致反對后,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被迫公開致歉。事實上,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一幕并非個案。針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種族歧視與偏見一直存在于美國社會中,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并沒有因奧巴馬總統的上臺而出現大幅的改善。
美國社會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歧視由來已久
歷史上,黑人是在違背他們自身意志的情況下被強行帶到美國的唯一種族。20世紀60年代,面對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美國政府試圖通過“肯定性行動”等反歧視措施,彌補歷史上針對黑人的“原罪”。這些措施增加了黑人等少數族裔接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種族矛盾。
經過民權運動,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權益雖然在法律、政治等顯性層面得到保障,但他們想要在美國社會出人頭地,仍然有著難以逾越的障礙。雖然在美國多數體制和組織內,如國會、法院系統、大學或者智庫,都能找到少數族裔的身影,然而,就像好萊塢的最新影片《瘋狂動物城》所描述的那樣,兔子的“天定命運”被認為就是種植胡蘿卜,而傳統偏見認為黑人“更適合”在體育和娛樂等領域發展。盡管種族隔離作為惡法已經被廢除,但是黑人、少數族裔與白人聚集區相對隔離的情況在美國社會依然存在。有研究表明,自上世紀初開始,郊區成為白人中產階級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經濟富裕地區。而更多的黑人及其他貧困人口則不斷涌入中心城市,填補了白人離去留下的空缺。此外,黑人等少數族裔在社會心理等隱性層面仍受到嚴重的歧視,短期內難以解決。如同奧巴馬所言,在這個國家,很少有非洲裔美國男子沒有過在商場購物被跟蹤的經歷,也很少有非洲裔美國男子在大街上行走時,沒有聽到旁人忙不迭地鎖上車門的經歷,而這些事都曾經發生在他的身上,至少在他當選參議員之前。
美國黑人等少數族裔陷入“一代窮、代代窮”的階層固化現象
美國種族問題既有其歷史背景,也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因。總體而言,長期處于社會中下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必然導致黑人等少數族裔群體在政治上缺乏話語權,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自身經濟狀況不佳導致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以及徘徊在社會邊緣也引發黑人等少數族裔犯罪率較高和“一代窮、代代窮”的階層固化現象。而這又反過來導致社會主流對黑人群體的歧視與漠視,成見和刻板印象更為嚴重。
從政治上來看,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政治參與度極低。近年來,為增加兩黨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勝算的可能性,美國多個州修法限制公民投票權的行使,最大的受害者多為處于社會底層的少數族裔。目前,有14個州將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首次實施限制證明合法選民身份的有效證件數量等措施,這明顯是在為少數族裔投票設限,卻在“打擊選舉舞弊”的幌子下明目張膽地進行。經濟和社會領域,由于生長在不良的社區環境中,黑人等少數族裔的經濟狀況必然差于白人,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困難重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15年2月的報道指出,目前種族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差距進一步拉大,白人擁有的人均財富是非洲裔的12倍,是拉美裔的近11倍。同時,非洲裔男性的高貧困率導致黑人婚姻數量下降,以及家庭結構的極度不穩定,黑人單親家庭現象非常突出。教育的欠缺又導致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據美國司法部估計,有1/3的黑人男性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入獄——這比白人男性的概率要高出5倍。事實上,大部分黑人也相信,因為同樣的罪行黑人受到的懲罰要比白人重得多。
奧巴馬時期種族矛盾凸顯
近年來,美國社會因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引發多起大規模騷亂,名為“黑人生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反種族歧視運動持續高漲。事實證明,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的種族矛盾不但沒有緩解,還有加劇的趨勢。某種程度上,奧巴馬作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的當選為白人敲響警鐘。因為從深層次看,美國人口結構變化所導致的少數族裔與白人人口比重的此升彼降是種族矛盾凸顯的重要背景。黑人等少數族裔人口的快速增多,使得部分白人出于對自身社會主導地位不保,以及傳統價值觀被侵蝕的憂慮,表現得愈發保守和敏感,自我群體保護性增強,對少數族裔的攻擊性增強。
種族矛盾表現在社會上,則是由于白人警察針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選擇性暴力執法而導致的反種族歧視運動。事實上,美國司法部也承認,奧巴馬任內所謂“種族仇恨犯罪”明顯上升。2015年6月,白人男子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一家黑人教堂槍殺包括牧師在內的9人,就是典型的案例。包括弗格森事件、巴爾的摩事件等白人警察的暴行,根本上來自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和其在潛意識里對少數族裔的歧視。此外,對黑人和少數族裔予以照顧的“肯定性行動”措施,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實踐,其問題也有所浮現。近年來針對“肯定性行動”客觀上導致的對白人“逆向歧視”的爭議日益增多,最高法院也已受理相關訴訟。針對所謂“逆向歧視”問題,部分州開始調整相關政策,然而不幸的是亞裔和華裔卻幾乎成為“躺槍者”。繼1996年加州通過法案在就業、教育,以及公共合同領域取消“肯定性行動”措施后,2014年該州再次通過帶有限制亞裔學生入學比例條款的議案,直至華人社區強烈反對,州議會才被迫讓步。
近來,紐約華裔警察梁彼得因誤殺黑人青年幾乎被定罪一事,再次凸顯針對亞裔和華裔的種族歧視依然存在。有分析就認為,夾縫中生存的亞裔,既不是被白人認可的“模范族裔”并納入白人享有的種種保護范圍之內,也不被有色族裔當做同樣遭歧視的“難兄難弟”給予同情和幫助。反而,在所謂維護公平的原則下,則是警察當局試圖以對梁彼得的定罪,換來黑人群體對整個美國司法、執法體系不公的諒解。從此案看來,加上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那些無辜的亞裔兒童被嘲諷一事,美國種族問題的解決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美國政治研究室主任)
【參考文獻】
①《李安抗議:奧斯卡頒獎禮演出有損亞裔形象》,新華社,2016年3月16日。
責編/張寒 美編/宋揚 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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