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再以探尋“資本主義社會究竟如何運行”為基本問題，而是以探尋“資本主義社會究竟如何滅亡”為自己的使命。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而馬克思主義則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哲學思想，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可以說，沒有18、19世紀歐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表明，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絕非偶然意義上的橫空出世，而是建立在批判吸收既有優秀文明成果基礎上的偉大變革。

在馬克思思想成長的過程中，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家及其相關著作為其切入社會現實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也正是因為馬克思中期與晚期的著作帶有太過濃烈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色彩，從而使后人產生一個錯覺，似乎馬克思也成了一個學院里的經濟學家，有人還將馬克思的學說歸入古典政治經濟學范圍之內。如果事實果真如此的話，那么馬克思思想在今天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面前將面臨過時的危險。

事實上，這是對馬克思思想極為嚴重的誤讀。馬克思雖然采取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概念、術語與表達方式，但究其根本而言，他始終未改變其哲學家的本色。換言之，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種哲學維度的研究。為此我們需要注意這樣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即在馬克思的多部政治經濟學手稿中，凡是在涉及政治經濟學之處，都加上了“批判”一詞作為后綴，到《資本論》那里，“政治經濟學批判”則直接成為了其副標題。當然，這里的“批判”不是一個簡單否定意義上的批評，它主要指哲學意義上的澄清前提和劃清界限。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在于把握并切中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斯密和李嘉圖早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開始使用諸如生產、勞動、價值等政治經濟學概念來研究資本主義了，那么他們為什么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穿透力呢？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的理論建基在一些極為抽象的前提性假設之上，例如斯密的經濟人假設。這一假設預先設定了趨利避害、追求最大利潤乃是貫穿所有時代的普遍人性。事實上，這不過是資本主義時代所特有的歷史現象而已。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因為缺乏歷史性眼光，不能像馬克思那樣以商品為起點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而是以抽象的個人，比如單個的獵人與漁夫為邏輯起點，由此導致了兩個方面的理論盲點。第一，他們無法發現衡量價值量的普遍標準，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為后者是以人的社會性存在為前提才可能得出的理論發現。第二，他們無法理解為什么勞動者越勞動就越貧困的社會現實。因為一旦他們將勞動價值論視為一種類自然規律，那么勞動作為商品的買賣也因為符合基本交換法則而富有無可爭議的合理性。

馬克思否認了對利潤追逐的天然合法性，并在利潤的獲取中發現剝削的存在。在剝削的視角下，馬克思看到了勞動力變為商品的特殊性，并從“合乎理性的”勞動價值論中得出了剩余價值的存在，從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成熟而科學的剝削理論。因此，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再以探尋“資本主義社會究竟如何運行”為基本問題，而是以探尋“資本主義社會究竟如何滅亡”為自己的使命。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從政治經濟學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跨越，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場偉大變革。（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