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安德烈·基里洛夫。資料圖片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威爾·來普利在北京的一家飯店里，用平板電腦點菜和結賬。資料圖片

1976年，在北京留學的約尼·埃林（右一）與法國同學（左二）一起去農民家里半工半讀。資料圖片

今年3月，德國《世界報》駐華記者約尼·埃林在北京市大興區采訪建設中的北京新機場。資料圖片

南非ETV電視臺駐華首席記者鐘貝利。 資料圖片

巴基斯坦聯合通訊社前駐華記者馬蘇德·薩塔爾·汗在西藏米拉山口留影。資料圖片

珍藏那支紅色鉛筆

——訪俄羅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安德烈·基里洛夫

記者 張光政

“常駐中國的記者不能局限于讀報和參加新聞發布會，要一頭扎進采訪，還要有很高的中文素養和國情知識儲備。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現在發生的一切。”俄羅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安德烈·基里洛夫近日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坦言。他的辦公室桌上放著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旁邊還有一本《中國歷史》。

2013年3月19日，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前夕接受了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這是他就任國家主席之后首次接受外媒采訪。塔斯社第一副社長米哈伊爾·古斯曼和基里洛夫代表俄羅斯媒體參加了聯合采訪。

“傾聽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領導人的聲音，并傳遞給自己的國家，這是重大的責任。”基里洛夫說，為了完成好這項采訪任務，他們提前進行了精心準備。采訪當天上午10時，記者們進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基里洛夫說：“習主席已經站在那里，面帶微笑，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手很溫暖。”習主席對中俄關系的高度重視和積極評價給基里洛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基里洛夫了解到，習主席年輕時讀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像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他們的書給他帶來了很深的影響。

塔斯社全面報道了習主席的采訪內容，稿件被俄媒體廣泛轉載。“這次采訪很成功，很多朋友都打電話來祝賀我們！”基里洛夫興奮地說。如今，在基里洛夫的辦公室里一個很顯眼的位置，陳列著一支紅色鉛筆，這是習主席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使用過的。基里洛夫說：“這支鉛筆是歷史的見證。”

基里洛夫表示，俄羅斯已經形成了“中國熱”。過去，俄羅斯人主要對中國的武術、風水等感興趣，如今，他們越來越關注中國經濟，因為全球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經濟走勢。“我毫不懷疑，中國有能力確保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質量的提高，盡管完成這一任務并不是輕松的事情。”基里洛夫說，塔斯社盡可能充分地向俄羅斯人介紹中國在各領域取得的成就。

2014年，基里洛夫參加了人民日報社和塔斯社在黑龍江省聯合舉辦的“龍江行”中俄主流媒體大型聯合采訪活動，走訪了黑龍江省的黑河、哈爾濱、牡丹江、綏芬河、東寧等地。“這樣的聯合采訪活動加深了俄羅斯記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特色的認知，使我們觸摸到了俄中經貿合作的脈搏。”基里洛夫表示，俄中兩國邊境地區的居民比鄰而居，但彼此間的了解相當少，雙方都想了解對方的情況，因此，今后兩國應該開展更多類似的媒體合作。

基里洛夫還注意到，現在，大多數去俄羅斯旅游的中國人都會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還有不少人選擇去伏爾加河坐船，或是去西伯利亞原始森林狩獵，索契和貝加爾湖也是熱門景點。中國游客還對俄羅斯的紅色旅游線路很感興趣。“俄中兩國很多人都還沒有機會到訪對方國家，兩國記者應該盡可能全面、客觀地介紹對方國家，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基里洛夫說。

曾經夢想飛鴿自行車

——訪德國《世界報》駐華記者約尼·埃林

記者 黃發紅

德國《世界報》、奧地利《標準報》駐華記者約尼·埃林對中國的認識，開始于布票、糧票、工業票的時代。1975年，中德建交3年后，埃林獲得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獎學金資助，和另外12名德國學生一起到北京大學和北京語言學院（即北京語言大學前身）學習漢語、歷史和哲學。

“我最早學會的一個漢語詞匯是‘沒有’”，埃林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他的記憶里，那時的中國物資匱乏，商品憑票供應。盡管每月150元的獎學金不算少，但很多他想買的東西卻都“沒有”。

埃林很想買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拿到工業票后，他跑到北京四道口百貨商店，花一個月的獎學金買走了貨架上3輛自行車中的一輛。“不久前，我在潘家園古玩市場又找到了同款式的飛鴿牌自行車，現在要賣到1500元。”埃林感慨道。后來，埃林成為德國《世界報》的記者，并曾經作為中央編譯局的德語專家、德國杜伊斯堡和中國武漢友好城市建設的聯絡員多次來華工作，并娶了一位中國太太。1997年底，埃林來到北京擔任《世界報》駐華記者。

中國的快速發展讓埃林難以想象。埃林回憶，他在北京上學期間，德國曾在北京舉辦過一次工業技術展。來華參展的德國企業向觀展的北京市民發放免費的廣告塑料袋。當時，塑料袋還是個新奇東西，人們都排著隊去領。“現在，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環境，早就頒布了‘限塑令’，減少白色污染。”

更快的變化來自當今中國的互聯網領域。“購物、打車、訂外賣，用手機都能搞定，現在，中國人的生活太方便了。” 然而，埃林并不是這些互聯網應用的忠實用戶。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他更偏愛傳統的生活方式。埃林手指向咖啡店書架上的書，擔憂地說，“如果大家都在書店挑書，回家再到網上用更低的價格買書，書店還怎么生存？”在他看來，互聯網外賣、互聯網打車給人們生活帶來了更多便利，但也存在著管理和服務上的不足，需要加以規范。

也有讓埃林特別滿意的公共服務——中國的高鐵。“很方便！很方便！”埃林不斷稱贊。有一次埃林去浙江嘉興采訪，回來時延誤了預定的航班。他就去了火車站。車站工作人員告訴他還有票。埃林很高興，當即買票上車，7個小時后就回到了北京。

埃林告訴記者，并不是先有“德國制造”這個名號，而是諸多的德國知名品牌、高品質產品撐起了“德國制造”的聲譽。“這對中國也同樣適用，阿里巴巴、中國高鐵等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只有這樣的企業和品牌越來越多，‘中國制造’才能獲得更多認可。”

40多年來，埃林親眼見證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剛到中國時，我們滿心好奇，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對這個國家有影響，和我們無關。今天，中國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世界的目光，它影響的是整個世界，關乎著每個國家的利益。”埃林說，“世界在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心態在看中國，中國也在用全新的姿態擁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