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社會治理方式不斷轉變，新的社會組織逐步發育成長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是通過遍布基層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村是集體經濟組織）將社會成員組織起來（無單位人員由街道、居委會負責），為他們提供包括生、老、病、死在內的全部生活保障，“單位”作為行政機構的延伸，對經濟、社會、文化等事務進行全方位管理，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全部從屬于單位，并沒有獨立的“社會空間”。這種管理方式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能有效維持社會秩序，適應了當時的國家戰略需要。但是，個人僅僅在單位范圍內按照行政指令工作甚至生活，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極大抑制，社會活力明顯不足。

改革開放以后，就業自主化、住房商品化、社會保障社會化等改革逐步將辦社會職能從單位中分離出來，單位逐漸收縮為工作場所。隨著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個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資源和空間不斷擴大，有愿望也有條件在單位之外更廣泛地參與社會生活。與此同時，在單位之外，逐漸涌現出按“非單位”的方式進行管理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出現了一些“無單位”的自由職業者，對這些人的組織和管理，需要有新的機制。總之，在單位體制之外，逐漸發育出自主的社會空間，在強烈的社會治理需求推動下，作為對單位的替代或補充，一些新的社會組織逐步發育、成長和發展起來。這其中包括：

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改革開放以后，城鄉社區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自治組織，履行基層自我管理、服務職能。在分離單位辦社會職能過程中，由于新建立的社會保障經辦機構沒有基層組織網絡，特別是面對城鎮低保對象、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以及退休職工時，很難開展工作，各地探索將社會保障管理服務職能放到社區，取得了較好效果。目前城鄉社區已承擔起包括矛盾調處、社會保障、文化教育、人口就業、計劃生育等在內的幾十種管理服務職能。

民間組織。一些新的社會組織形式開始出現，首先是文革中被解散的學術團體迅速恢復，隨著經濟活動不斷活躍，各種行業協會快速發展，有的承接了政府行業管理職能，中介組織不斷涌現；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出現了基金會一類的民間資助機構；在社會事業體制改革中，提供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服務的民辦事業單位快速發展。為規范管理，有關部門將這些社會組織劃分為民辦非企業、社會團體、基金會三類，統稱為民間組織統一管理。

群眾團體。在各類社會組織中，有一類基于成員共同身份、作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橋梁和紐帶的群眾團體，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得到規范和發展，包括作為政協成員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八大人民團體和25家由國務院批準的免登記團體，如文聯、作協等及其基層組織。這些組織逐漸轉變職能，依托發達的組織網絡，不斷發揮服務群眾、反映群眾訴求的作用，適應了新的社會治理要求。

各類非正式組織。在社會交往需求的推動下，一些個體基于共同興趣、愛好、價值理念以及共同需要自發成立了各類非正式組織，比如合唱隊、讀書會、車友會、學生社團、沙龍等，它們為社會成員提供了相互交往的平臺，雖然自身沒有法律身份，但是形式靈活，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程度高，成為社會治理中重要力量構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