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進程。2016年4、5月間，習近平總書記同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以及在“科技三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我國廣大知識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為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這一課題，始終擺在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突出的位置上。前進的號角已經吹響，在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新的征程上，我們要繼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圍繞科技創新這個核心、著力用改革的辦法破解前進中的難題，為實現《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的三個目標，即“到2020年時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時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使我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而不懈奮斗。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必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用制度的眼光審視世界科技發展史，并不能得出資本主義私有制代表先進，社會主義公有制代表落后的結論。一個有力的相反事實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其科技水平曾長期比肩美國，而社會主義中國也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研制出了“兩彈一星”、培養出了屠呦呦這樣的世界級科學大家。我們在這一領域，應當抱有足夠的制度自信。社會主義制度在科技發展領域體現的優越性，內在地包含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法寶和“精神可以變物質”的辯證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科技三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實踐表明，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應用中所能帶來的收益，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因此對于中國這樣希冀在新科技革命中實現“彎道超車”的后發國家，借科技進步的東風加快發展自己，是一個重要的路徑。“集中力量辦大事”之所以具有“法寶”的功效，一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我們用“新五化并聯發展”的方法把科技方面落后世界“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需要在黨的領導下完善國家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好科技發展的“全國一盤棋”。德國近年來成功地推動“工業4.0戰略”，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能丟掉自己的好傳統。二是基于絕大多數關鍵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無法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條件下，我國一些重大科技項目如國防科技、航天科技、大飛機、高鐵等，需要成千上萬的科技工作者進行協同創新，這也離不開國家作用的發揮。在20世紀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巴黎統籌委員會”運行時期，蘇聯仍然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科技進步成就，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由于產權歸屬全民，在理論上落實政府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公有制企業是能夠排除各種利益干擾，進而不折不扣地落實國家包括科技發展規劃在內的產業規劃。這也是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基本經濟制度的一條重要理由。

社會主義制度的另一個優越性，是指導思想的先進和治理能力的高超。我們并不否認，市場經濟體制追求的“利潤至上”原則對于推動科技發展具有顯著作用，以“中心—外圍”為特征的世界體系使得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人才黑洞”。然而，我國在建設科技強國方面具有的獨特優勢在于，其不僅可以充分利用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手段，而且可以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來推動科技進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重視科技的歷史作用，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經典作家多次強調科技在生產力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突出位置。恩格斯曾說過，馬克思“把科學首先看成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看成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鄧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進一步指出，“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社會性質迥異，二者的國家治理模式也相應存在顯著差別。在筆者看來，在科技發展史上，如果沒有蘇共中央對發展科技的高度重視，蘇聯就不可能在美蘇兩國幾乎同時公布發射衛星計劃后領先于美國發射第一顆衛星。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在領取諾貝爾獎時發表的致辭中也提到了毛澤東同志“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的指示精神對其開展青蒿素研究的鼓舞作用。今天我們強調要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于早日實現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