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政治學研究重點研究議題在三個主要領域內展開：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與政治實踐。除上述三大議題群外，實證方法的運用、政治文化的研究等方面都有進展。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進一步科學合理化。深入實地開展調研，靠真實的數據說話，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政治學　研究　基本情況
【中圖分類號】D03                       【文獻標識碼】A

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闡釋與建構

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研究是2015年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研究角度以闡釋和建構為主，也是較之以往研究的特色，在政治學視野內以深入研究我國道路、制度、理論體系為旨歸，進一步建構體系性的政治理論表達。
中共十八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圍繞“兩個百年”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統籌“五位一體”總格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樹立和踐行“五大發展理念”，推動了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政治學也得到了創新和拓展。學人充分就權力理論、民主理論、國家理論、政治發展等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做了深入研究。如，辨析“四個全面”治國理政戰略，認為“四個全面”的戰略思想，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布局和執政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則是依次遞進的戰略舉措。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政治建設的問題，是闡釋和建構政治話語體系的重要方面。如有學者提出，“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我黨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務。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任務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已經找到了讓民主在中國更加有效地運轉的新路。這條民主新路就是，從作風民主走向制度民主，從實質民主走向程序民主，從不受憲法和法律約束的所謂“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的最終目標。
也有學者從“中國模式”的角度探討了民主集中制政體，認為作為政體的民主集中制在國際社會科學理論上的位子遠遠不能匹配其實踐中的重要性，需要“找回民主集中制”。作為中國模式本身或者最核心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元理論上有諸多值得重新發掘之處，比如民主集中制所表述的真實的政治關系、民主與集中之間的動態結構性均衡特征、政治屬性上的民主主義、文化機理上的集體之善、政治思想上的民本主義以及運行機制上的民主形式。在實踐中，作為政體的民主集中制，不但是憲法上所規定的國家機構和央地關系的組織原則，還是改革開放之后政治經濟關系、國家社會關系的事實性組織原則。
“民族問題”的理論建構，也顯得比較突出。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富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重要觀點。如，強調中華民族是現代國家的基石。中華民族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支撐著這個現代國家的制度體系，而且為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中華民族既是巨大的歷史遺產，也是現代中國基礎性的政治資源。中華民族越是統一、鞏固，國家統一、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就越是雄厚。又如，強調族際政治文明是多民族國家在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和共同事務上形成的政治意識、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等方面的進步狀態和成果的總和。它強調不同民族之間良性的共有文化和包容精神，通過積極價值的引導，使不同民族群體超越狹隘的身份認同，實現民族的和平、合作和共生。盡管作為一種新的理念和實踐，族際政治文明在多民族國家的實踐中還存在各種問題和障礙，但它所體現的精神為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內涵性發展的基礎。
此外，學者也強調要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性，提出社會政治生活離不開政治哲學的引導。中國的政治建設實踐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現實基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不是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移植”，也不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拷貝”，而是基于當代中國政治實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加強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建構是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實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發展和完善提出的客觀性要求。
比較而言，2015年政治學領域對當代中國話語體系的闡釋性研究力度還是大于建構性研究的。政治學視野中的“講好中國故事”，仍離人們的期待有差距。

西方政治理論體系：借鑒與批判

政治思想理論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議題涵蓋廣泛。2015年的相關研究繼續承繼以往研究的慣性，以譯介和分析為主，但也體現了新的研究特點。一是和當前中國治理話語和治理實踐相結合；二是對政治學方法的討論和反思較為突出；三是對相關問題和理論家的思想有進一步的反思。
就治理理論問題，有學者梳理了20余年來國外治理理論的發展脈絡、研究主題及主要論爭，突出了治理理論的核心是，以政府為主體、以縱向命令控制為特征的傳統層級制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應對政府面臨的各種危機，因此，國家應該進行分權化和去中心化改革，讓市場、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也有學者具體考察“社區復興運動”以來國外社區治理的問題，提出要理解社區治理，既要注重本土經驗的積累，又要關照國外的理論進展。自西方社區復興運動以來，國外的社區治理研究有了新的發展。在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指導下，借由新自由主義和社區主義的調和，社區被重新發現，社區治理成為西方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轉軌的重要“節點”。由此，西方學界突破了此前“社區內部互動論”的研究范疇，國家“元治理”作用被拉回到社區治理中“審視”。
就民主治理問題，有學者討論了民主發生理論。在民主何以發生的問題意識引導之下，依據理論視角的不同歸納出民主發生理論的比較政治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三種解釋模式。比較政治學訴諸經濟發展、公民社會、政治文化之間的耦合關系來建構民主的發生機制，歷史社會學則從資本主義所造就的階級力量之間的均勢來解釋民主政治的發生，而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機制則體現為經濟不平等、資本類型、政治資源分布之間的制約關系中的階級之間的結盟與敵對關系。
就研究方法問題，有研究基于美國政治學三種權威期刊《美國政治學評論》、《美國政治科學》、《政治學》在2001～2012年間發表的論文為樣本，分析了21世紀以來美國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最新特點，統計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美國政治學各個主要領域的分布狀況和作者的來源構成，并對美國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未來走向進行了分析。
也有學者反思了美國違憲審查的民主性之爭。美國建國時期，盡管存在著支持違憲審查的聯邦黨人與反對違憲審查的民主派之間的爭論，但限權憲法觀念最終通過“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落實到其憲政設計中，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在違憲審查中的地位。在美國的改革時代，羅斯福與最高法院之間的權力斗爭，也是圍繞著違憲審查的制度框架展開的。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試圖使法官與民主政治保持距離，但是，法官在遠離民主的同時，并沒有脫離黨派性。通過違憲審查制度，聯邦最高法院不僅可以否決國會立法，甚至還可以介入總統選舉，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中，美國憲法成了法官的憲法，而法官不是做出了民主的裁判，而是成了民主的裁判。美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存在著民主性悖論。美國憲政民主發展進程中的違憲審查之爭說明，憲法制度的建設必須注意到司法權力的民主性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整體性、和諧性與民主性，是中國司法改革應該考慮的前提。
政治哲學研究“熱”繼續升溫。比如，對邁克爾·奧克肖特和林德布洛姆相關思想的討論較為突出。有研究對英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的思想歷程做出了整體性的解釋，以此串連起奧克肖特不同的思想階段和主要代表作，澄清了其不同主題作品之間的關系。文章不僅介紹了奧克肖特最富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也闡釋了這些政治思想于文本和語境意義上的產生背景，以此提供了認識和評價它們的思想資源。而美國政治學家林德布洛姆引領的政治過程研究，代表著一個內涵豐富卻常遭忽視的方法論傳統。有作者提出，在20世紀末以來的政治學界，霍布斯式的科學理解和實用主義逐漸成為主流，使得抽象的變量化觀察和簡潔的模型化方法走向前臺，而亞里士多德·韋伯式的厚描述傳統日漸退居邊緣。在這一語境下，林德布洛姆的反思彌足珍貴，它提醒我們，政治學的根本任務是解釋真實具體的政治活動，描述復雜多變的因果機制。在構建中國本土政治學體系的今天，這也尤具警醒意義。
除上述具體研究成果外，2015年，比較政治學這一學科取得了進一步發展。一些研究機構和研究團隊發展起來，推出了一些著作、論文集，召開了一些有影響的研討會議等，其發展值得期待。

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實踐：分析與總結

在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任務后，在政治學視域內研究“治理”問題的一個突出特色是從“理論”走向“現實”，這是2015年相關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角度多樣，成果眾多，呈現多學科推進樣態。總體內容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制度建設；二是具體領域的治理問題。
在推進治理的制度性改革方面，有學者提出了在社會轉型與國家治理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取向及其政策選擇問題。研究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卻一直遭到質疑。對于中國這一急劇變化中的大型社會如何既實現經濟騰飛又保障政治體制的基本穩定這一事實，西方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似乎很難解釋。通過漸進持續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依然是中國面對社會經濟轉型重大挑戰的重要策略。在維護國家治理體系基本穩定的基礎上，適應性民主改革和責任型政府體制改革才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深化的主要內容。
對具體領域治理問題的討論，有如下觀點值得關注：一是關于政府績效。有研究從總體上討論了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問題。提出政府績效評估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存在的突出問題表現為實踐應用性差，缺乏科學有效的績效評估技術基礎。評估模式和基本技術路線的不成熟，已成為制約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實踐發展的主要因素。建議推動政府績效評估模式創新，建立包括政府績效結構、指標選取和確定、數據無量綱化、評估權重設定、與評估指標對接的數據庫建設在內的政府績效評估基本技術路線。也有學者討論了政府績效評估中“結果導向”的操作性偏誤，并提出了矯治的方式。作者認為，績效評估在由理想模式轉換到操作模式的過程中，在“結果導向”的邏輯下，僅僅以直接“結果”作為評判政府工作好壞的依據，實際上只評估了績效生成中的一個環節。就科學管理規律而言，政府績效的生成由人民的績效訴求、投入、生產、結果、效果五個環節構成，且整個生產過程鑲嵌在特定的管理情境之中。在整個績效生成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在塑造、形成著政府績效，“結果”環節一般是顯在的績效，其他環節更多是潛在的績效。未來政府績效評估在操作中必須完整反應績效生成過程中的每個階段，并要塑造出符合科學管理規律的管理情境，同時開發出符合當地情況的績效評估模式。
二是關于財政民主。有學者研究了中國的財政分權與政府信任的關系，運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財政分權如何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研究發現，財政分權總體上對政府信任產生了負向效應，且這種負向效應在農村地區更為顯著。也有學者提出，要通過財稅制度反腐，認為這是一種源頭治理的新進路。其要義在于通過完善財稅法治體系來規范公共財產收入、支出與監管的全過程，由此規范政府行為，實現腐敗的源頭治理。
三是項目制問題。項目制在基層實踐困境是基層治理研究中的一個亮點。有學者通過對涉農項目實踐過程的考察發現，資源再分配中國家自主性不足是項目制基層實踐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其中，得以彰顯的基層政府（組織）的自利性以及不斷強化的庇護結構，成為國家項目指標分配中無法克服的力量。基層精英群體凝結成日益固化的利益分配結構主導整個項目實施過程，基層政府（組織）與農民之間的關系結構從權力義務雙向制衡轉變為對國家公共資源的共同分割，由此，精英俘獲與結構替代綁架國家依托項目實施的公共意志。有效克服項目制基層實踐困境，核心是從提升資源分配中的國家自主性能力著手，以重塑政府和基層社會的公共性為重點，理順國家、基層政府（組織）和鄉村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以最大化實現項目制所秉持的公共利益。
四是“小組政治”。這是中國治理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機制。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對基層治理討論中的一個亮點。“小組”這類議事協調機構既是傳統官僚制在新環境下對非常規任務的反應，又是主政者調配資源、管理注意力的一種方式，體現的是效率邏輯和合法性邏輯。有學者通過深度訪談和全樣本普查，對這一議事協調機構的類型、設立動機、運作過程和后果進行了系統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議事協調機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自主設置型，包括自創類和學習模仿類；被動設置型，包括與上合意類和與上偏離類。議事協調機構可以有效調配權責資源，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是也存在行動者范圍擴大化問題，導致參與者精力分散、疲于應付。這也是議事協調機構不斷“廢—立”循環的原因。
此外，對農村基層治理問題的關注，對跨界治理視角下社會沖突的形成機理與對策的研究等也取得了較有影響的成果。
應該說，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實踐的討論還“在路上”。“批判性”成果多，總結規律性成果少。這表明，一些成果的“主體意識”還比較欠缺，如可以看到大量以西方相關理論“匡正”中國實踐的成果，但一定程度上還看不到體現中國政治實踐成果和規律性的有力成果。至于把發現上升到“頂層設計”層面的成果更為少見。這可能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突破口。
除上述三大議題群外，實證方法的運用、政治文化的研究等方面都有進展。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進一步科學合理化。深入實地開展調研，靠真實的數據說話，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如有學者基于調研，探討了政府反腐敗力度與公眾清廉感知的關系。通過對某省的問卷調查分析發現，近70%的受訪公眾感知到其所在的縣/區黨政機關總體清廉程度較低。這一結論讓我們認識到，盡管國家反腐力度不斷加大，但民眾的滿意度還不高，這就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反腐成效和推進制度性建設的必要性。有學者梳理了國內近30年來政治文化研究的格局：本土性問題研究與引介性研究并存，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互為消長，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歷史—制度主義、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等四種路徑多元發展；但也存在研究主題龐雜、原創性不足、缺乏問題意識與學術對話、研究方法滯后等不足。這是一個較具權威性的討論。可喜的是，隨著新生代研究隊伍的成長及國際學術交流的頻繁，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經呈現走向興盛的新趨勢。還需要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學科發展、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深化研究在2015年似尚缺有力的討論。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