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黨建基地研究員　劉漢峰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日益加深，作為體制內的官員，其辭職行為越來越融入到普通職業選擇與職業變動的大潮中了。盡管如此，由于社會傳統意識中對官員職務變動去向非常重視，而且官員職務變動也在產生著新的社會需求，我們有必要對“官情”進行系統的分析和思考。文章從官員辭職現象出發，闡發官員辭職折射出的官場生態與管理需求，提出了構建職業管理體系的設想。

【關鍵詞】官員辭職　職業變動　生態　規劃　管理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近來，在社會上熱議一個話題，即官員辭職現象。官員辭職其實與其他各社會群體的辭職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一直是熱議的對象。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應怎樣看待？

官員辭職是一種正常的職業變動

改革開放以來，以下海、辭職、創業為表現形式，有一定數量規模的官員職業變動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大門的打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雙軌制的體制框架內，一些官員嘗試著體制內的工作轉軌，走上了經營之路；還有一些官員以“停薪留職”、“保留檔案關系”的方式走出體制，進行個人創業；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在“南方談話”的鼓舞下，大批官員加入了創業大軍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把中國經濟社會引入了新的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由于80年代改革的成功推進，這次實現職業生涯轉型的官員無論從規模、層次，還是社會影響方面都比前一次轉型更加突出。據人社部的統計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機構改革出現了第三次官員辭職創業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這三次官員辭職現象反映了當時國家的政策措施以及官員個人的擇業取向。從發展的角度和效果上看，由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急需各類人才，因而這三次職業變動的潮流適時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從前三次官員職業變動潮的表現形式來看，黨和國家的政策措施與官員下海或創業的心態和行為具有較高程度的同向性。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官員的職業變動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一瞬，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一瞬。黨的十八大以來，官員辭職再次成為一種現象。但這一次，由于正處于中央嚴厲打擊腐敗之際，這樣的大背景使得人們對官員辭職現象賦予了更大的想象空間，而且論斷式的分析不斷出現。

目前，對官員辭職現象比較流行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兩種判斷：

一是反腐限權論。這種觀點認為，當前的官員辭職現象是中央反腐敗行動的直接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對腐敗的決心和措施都是空前的。以反四風、出臺八項規定為契機，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老虎”、“蒼蠅”一起打。2015年前10個月，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省部級貪腐官員達到33人，已經高于2014年檢察機關全年查辦的省部級以上官員28人的反腐成績，隨著對北京、上海省部級官員的查辦，全國查處省部級違紀案件已經沒有空白點，實現全覆蓋。

同時，對基層貪腐官員的查處力度也進一步加大。中紀委強調，對待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基層辦法不多，打擊震懾力度不夠。推動黨風廉政建設落實到基層，嚴肅查處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是2015年反腐敗工作中的一項重點任務。在制度規定上，對官員的約束也越來越強，中央組織部先后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等文件，中央2015年又出臺了《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廉潔自律準則》和《紀律處分條例》，全面從嚴治黨的政策效益已經形成全面發威的態勢。對于官員而言，以往的權力被嚴格限制在規章制度的規定范圍內，發號施令的裁量權日益被制度所規定，難以再像以往那樣行權施治了。

二是待遇失稱論。這種觀點把官員辭職的主要原因歸結于身為公務員的官員工資待遇與工作強度嚴重不對稱所致。有報道稱，原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梅永紅曾表示，社會應更加理性對待政府官員，他說：“我每天工作超10小時，但我所有工資收入加起來，才7000一個月，誰相信啊？下面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①實事求是地講，公務員工資收入在與社會各行業的對比中確實是在日益下降。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高文書此前曾向媒體表示，從變化趨勢看，近年來公務員工資是相對下降的。高文書介紹，公務員薪酬在全部19個行業中的排名，2008年為第8位，2009年為第9位，2010年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②與官員工資性收入在行業對比中逐年下降對比強烈的是，近年來辭職的官員很多選擇經商，告別官場，年薪立漲至幾十萬人民幣甚至更高的水平。鑒于此，這種觀點認為正是待遇不相稱，才是導致官員辭職的主要因素。

上述兩種論斷，從表面上看理由充足、事實明確，但若要是把這些觀點的立論對象放到整個官員干部隊伍中、放到辭職官員的具體境遇下去分析的話，就會顯出其簡單、武斷。就整個干部隊伍群體而言，流動性是這個群體保持活力的基本體現，職業變動是個人人生角色的不同經歷。盡管有大環境的影響因素，但這些官員的行為所揭示的更重要一面，是官員自己對社會角色屬性的把握和人生追求的分析選擇之后而作出的決策。不能人為地將這種個人職業變動的決策框定在某一種原因之下，因為凡是一項重大決策或一個重要的人生選擇都是在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得失基礎上確立起來的。因此，官員辭職這個統稱，在事實上并不能用一種因素，對所有辭職官員在原因分析上作出劃一性解釋。而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認定就是我們的人才流動是符合一個制度程序中的正常步驟。職業流動性選擇之路的暢通無阻，說明我們在建設現代化、法治化道路上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基礎。這一點正如汪玉凱教授所說，“公務員現在能進能出，在職業選擇上有很大空間，這是很正常的現象。”③

官員辭職折射出了官員群體的“生態”狀況

在社會群體中，官員隊伍由于是權力的執行者，所以這一群體天然成為一個特殊群體，被社會各階層廣泛關注。官員的任職、履職與離職均會程度不同地對黨的執政形象產生影響。官員群體的社會流動頻率是很高的，特別是體制內流動，是官員流動的主要渠道和形式。在這里，體制就是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下，黨的干部包括黨的官員必須以體制內規定的規矩、規則來規范自己的行為。體制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規則，更具有十分鮮明的生態效應。

體制生態是官場文化的重要表現。在這個生態系統內，體制的內部帶動力量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主要驅動性力量。從總體上看，我們的體制生態是一種正能量驅動型的生態系統。盡管目前我們看到一些腐敗現象很嚴重，但是絕大多數官員對于工作和事業的責任心和態度是不能被否定的。

當前，我們在認識體制生態時存在一個誤區，就是負能量信息有走向“主流化”的態勢。所謂的主流化是指社會觀念、社會輿論的普遍化、大眾化。這對于體制生態的能動性影響是非常巨大的。而事實上，我們的體制生態總體上是在正能量的軌道上運行，而且隨著反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大，體制生態的正能量效應會越來越得以體現。

官員辭職現象是對官場生態的一種回應。一方面，官員辭職并不是官場生態變化的唯一、直接結果，也沒有對官場生態形成根本性改變。正如前段所述，一類人群的進出不可能改變體制生態下的動力基礎，也不能準確地判定其對官場生態是否具有持續的適應性。另一方面，官員辭職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體現了官場生態帶給官員合理流動的效率，帶給了官員能上能下的信心和勇氣。

從國外的經驗看，官員辭職是很平常的事情。官員的上與下也是社會角色轉變的一種方式。我國官場生態賦予官員的不僅僅是位置與權力，也賦予了他們相應的社會資源，這種社會資源對于謀求進取的官員而言，就是事實上的“實力”?，F在我國正在大力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工程，對于官員群體具有很強的吸引力。2015年5月，湖南也下發了《關于促進創新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簡稱《意見》），提出湖南將組織實施創新創業引領計劃和全省創業帶動就業促進計劃。在《意見》中我們看到這樣一些要求：要大力培養各類創新企業主體，鼓勵引導各類人才開拓創業和各類勞動者創新創業；允許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學有專長、有經驗的人員，在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前提下，辭職自主創業。從湖南的文件要求看，鼓勵辭職，回鄉創業。所以，因此而辭職的官員正是響應了國家政策的號召這是其辭職創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個政策引導產生的積極性和生態效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對官員辭職現象進行詮釋。

此外，官員辭職現象中還有一部分人選擇了棄仕從學。這部分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論修養和政策水平，他們不僅對理論研究有興趣，而且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實踐經驗是一般學者望塵莫及的。這一群體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年復一年的堅持理論研究與創作，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習近平曾講過，中國古代有一種哲理：國家之權乃是“神器”，是個神圣的東西。④這些官員正是把學術視為“神器”，奉為“鼎彝”而去追求、去看待的，這些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發展完善會貢獻自己的能量的。與選擇從商創業的官員相比，他們無疑是辭職官員中的“一股清風”。

加強官員群體管理，培育職業理想、探索建立職業規劃與職業管理系統

官員辭職現象引起社會的熱議，不是偶然的。這個現象說明了社會對于官員群體的高度關注，也由此看出了我們在干部管理中的需求。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每一位權力的執行者都應該本著嚴肅的態度進行現代化管理。

近年來，隨著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建設步伐日益加速，對于官員的治理也在深化之中。2015年出臺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于官員的管理更加嚴肅、也更加嚴格。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干部管理的治本之策。加強制度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吏的關鍵，只有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里，才能真正遏制住腐敗，真正實現善治。但我們要看到制度建設還有另一個正向激勵功能，就是鼓勵人的全面發展，鼓勵人向更高方向追求。對于這樣的制度建設而言，我們需要加緊研究，加快探索步伐。比如，黨員干部在新的歷史使命下如何在實現黨的最低綱領進程中出色地完成任務，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代化建設中，怎樣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這是一個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在解決這個課題中的難點過程中，我們看到有一個方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就是職業規劃與管理。

從橫向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職業規劃的重要性。以美國為例，1987年通過立法成立了美國國家職業信息協調委員會，1989年發布了《國家職業發展指導方針》，形成了學校系統、政府系統、社會系統這三大系統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的完整體系。美國的職業規劃引導了人才的合理流動，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人才與社會的無縫連接。從美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職業規劃與管理對于人才培養和人才流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對此，我們應給予相當的重視。

在從嚴治吏的過程中，應該突出強調各級官員的職業素質和職業精神。這是因為在用制度管理官吏時始終存在著一個官本位意識的破除問題。這個問題不徹底解決，還是會死灰復燃的。我們現在為什么對官員的關注程度這么高，就是因為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過強，導致官員群體在職業追求上過于傾心于官位、職位的升遷，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甚至忽視職業的為人民服務性質。職業素質是出于對職業的熱愛和追求而表現出的對職業的尊敬和為事業付出奉獻的行為。黨的官員還要加上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才是我們的官員最需要的職業素養。官員群體只有在意識上真正具有了職業精神和職業理想，才會在與官本位意識進行的斗爭中取得主動。這個問題的全面解決靠的是將官本位裝進制度的籠子里，這或許才是解決官員權力行使的根本途徑。

在抑制官本位意識的同時，必須要把發展職業規劃做實做細。一個有進取精神的干部，如果沒有對職業的熱愛和必要的職業發展目標，必然會轉移到對官位和權力的競逐中去。職業規劃所具有的專業性、階段性、發展性都需要官員以職業競爭及職業榮譽感為動力來落實執行。官員的職業化必須要有一套符合官員從業所涉崗位職業規律的要求，用內行人管理內行事，不能使官吏的調動、升遷僅僅變成一種流動，而不考慮職業性、合理性。這對于加大社會領域精細化管理的力度，對于我們從嚴治吏、從嚴治黨都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職業規劃的實施必須有職業理想作為支撐。體制內官員最有優勢的思想動力就是職業理想。這種理想應該是最高理想與最低理想的統一，是社會理想與個人理想的結合。一個以為人民服務這個根本宗旨為目標孜孜進取的官員，必然能夠為黨的事業奉獻出所有的力量，其職業精神必然能夠表現在工作的方方面面。

樹立職業理想、探索建立職業規劃和管理，是政黨治理這個主題內的應有之義。作為一種實踐創新的方式和途徑，其必將是一個不斷深化、不斷創新的歷史進程。

【注釋】

①于瀟瀟：“山東濟寧市長梅永紅辭職 曾曬收入：月薪7000元”，大眾網。

②③《中國經營報》，2014年8月2日。

④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0頁。

責編/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