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黨治理研究的價值缺失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國內學者從21世紀初開始的政黨治理研究，是從治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執政黨建設和中國共產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學術創新活動。

這些政黨治理研究，在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轉型、組織規模、體制制度、實力能力和治理方式等重要方面，取得了創新性的學術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一、基于治理和善治理論所進行的從政黨管理向政黨治理或從管理型政黨向治理型政黨的現代化轉型問題的理論探討和對策建議，遠遠早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決定。可以說，正是學者們的政黨治理及其現代化轉型的理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共產黨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對于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自身黨員數量眾多，黨內階級階層復雜，組織規模大，機構設置繁冗的“大黨”，所進行的“大政黨病”和“大黨治理”研究，具有鮮明的現實必要性。學者們的深入探討和多種對策建議的論爭，為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的組織建設，提供了有用的理論資源。

三、在認同中國特色政黨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學者們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治理體制、治理制度和治理機制等治理體系進行的專門研究，為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黨的制度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對策建議。

四、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是中國共產黨黨鞏固執政地位、實現執政使命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學者們對政黨治理能力的研究，就抓住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個核心關鍵，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對策建議，有助于堅持黨的領導，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五、基于治理和善治的理念與實踐，學者們探討了人本、合作、協商、民主、法治等政黨治理的新方式方法，這有助于中國共產黨改進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從而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地治理國家。

當然，國內已有的這些政黨治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過分側重于“黨建”視角的政治治理研究，而輕視政治學或政黨政治視角的政黨治理研究；過分專注于黨內治理研究，而忽視黨治國理政的研究；習慣于從治理和善治理論推論中國共產黨應該和如何進行政黨治理，而對于中國共產黨治理創新實踐經驗的研究總結不夠；在中外政黨治理的比較研究中，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特色”因素考慮不夠，等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科學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問題，都有所研究，但對于公平治理問題，卻幾乎沒有關注和探討，這突顯了中國政黨治理研究的公平價值缺失，也反映了研究者對于中國共產黨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一公平價值，缺乏基本把握，這不得不說是國內政黨治理研究的一大缺陷。

重視研究中國政黨治理的公平價值

實際上，國家治理現代化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一公平價值目的的提出，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既要科學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更要公平執掌政權，實施公平治理。

因此，在深化政黨治理的研究中，應該重視中國政黨治理的公平價值，全面論證中國共產黨科學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和公平治理的治黨治國方略。

大體上說，在中國共產黨公平治理方面，需要注重如下一些基本問題的研究，如公平治理范圍，即廣義的治黨治國層面上的中國共產黨公平治理；公平治理理念，即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結果公平（共同富裕）的平等公正理念；公平治理制度，即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公平治理體系，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官民多元合作共治的公平治理體系，最大限度地發揮和整合各治理主體與治理力量；公平治理能力，即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或者說，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能力；公平治理對象，即公平地配置治理權力，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以及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公平的廉潔政治；公平治理方式，即依法治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黨內公平治理，即切實做到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公平治理轉型，即從效率型治理轉向公平型治理，加強民生建設；公平治理目的，即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或者說，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等等。

【注釋】

①姜崇輝：“從傳統‘政黨管理’到現代‘政黨治理’—變化社會中的政黨研究轉型”，《學術探索》，2008年第1期，第23頁。

②尹德慈：“公共治理視角中的‘政黨治理’”，《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南京市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46頁。

③郭存海：“阿根廷政黨治理危機及其原因探析”，《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5期，第22頁。

④余思新：“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下現代政黨治理研究”，《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27頁。

⑤羅峰：“轉型期中國的政黨治理：生成、資源與框架”，《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4 年第5期。

⑥王小穎：“一些外國政黨提升治理能力的做法及面臨的挑戰”，《黨政研究》，2014年3期，第31頁。

⑦隋斌斌：“緩沖區機制與政黨治理—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例”，《理論導刊》，2013年第3期，第 37頁。

⑧高民政，姜崇輝：“政黨治理與政黨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目標性治理方略的探索與前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頁。

⑨高民政，姜崇輝：“大黨興衰與大黨治理—關于傳統政黨治理方略的特點及其效應與發展的思考”，《中共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04年第5期，第33頁。

⑩齊衛平：“政黨治理視角下執政黨組織規模問題的思考”，《江漢論壇》，2014年第7期，第12頁。

丁長艷：“政黨治理現代化與執政黨軟實力的轉型與適應”，《領導科學》，2014年8月中，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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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德慈：“公共治理視角中的“政黨治理””，《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南京市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46頁。

余思新：“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下現代政黨治理研究”，《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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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峰：“轉型期中國的政黨治理：生成、資源與框架”，《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4 年第5期，第66頁。

郝麗，崔永剛：“現代國家治理中三個重要部分的價值與目標論要”，《探索》，2015 年第1期，第89頁。

趙宴群：“政黨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政黨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綜述”，《學術月刊》，2014年第12期，第162頁。

高民政，姜崇輝：“政黨發展危機的表現及其啟示—以世界五大政黨為例”，《浙江學刊》，2004年第3期，第74頁。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