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其實不是對發達到某種程度，或具有某種文明特征的國家的發展狀態等的描述，它是可以普遍適用的國家治理方略，更直白些說，是一種治國方法。⑤在以往數千年的政治國家的歷史上，不同的國家，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采取過不同的治理方式。國家管理的實踐和政治家、思想家為國家管理貢獻的智慧推動國家治理方式逐步形成若干典型。這若干典型首先在歐洲展示自己，經受統治者和臣民們的檢選。殖民地時代，歐洲文明向世界各地傳播，不同的治理方式得到以世界為舞臺的展示機會。經過這樣的展示，國家治理方式進一步類型化。所謂法治和人治在人類知識系統中的比肩并立就是這一類型化過程的結果。在近代思想家的認識中，法治和人治的并立在一開始就表現出向法治偏離的傾向。對法治的肯定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法治，就像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立憲，選擇憲政一樣。現代思想家對法治的進一步闡釋、現代國家逐步走向法治不過是國家治理方式選擇過程的繼續。我國在1999年通過修改《憲法》宣布“實行依法治國”，也可以看作是新中國在這個選擇過程中所做的中國選擇。

在關于法治的討論中還存在另一種傾向，即喜歡把更多美好的東西披掛在法治上。學者們精心修飾的法治看上去完美無缺。所謂“良法之治”的說法給法治加了不可蠲除的“良”標簽。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唯一的法治模型”之類的宣傳有關，而廣大社會成員對文革期間無法無天局面的惡感和對法治的好感則為這一“裝飾工程”提供了社會基礎。天然“良”的法治看起來很是美妙，卻足以叫停任何一種法治建設，因為關于良與不良的爭論可以一直持續到遙遠的未來。⑥

法治沒有過分復雜的內涵，采用這種治國方法也不需要太多鋪墊。法治無他，規則之治而已。在政治國家發展的早期，在人們的國家治理水平還比較低的歷史條件下，也包括新政權的初興階段，國家治理表現為治者和國務之間的直接關系，其典型形態是命令—服從，即治者下命令，做決策；被治者，也就是事務的承擔者接受命令，服從決策。在法治與人治并立的話語體系下，這種治理方式被稱為人治。法治之所以被人們置于與這種治理方式“并立”的地位，是因為法治的治理邏輯與人治似乎正相反對。⑦它不是從治者到國務，而是從規則到國務（可以表達為“規則—國務”）。法治下的治者在從規則到國務的國家治理活動中擔當的角色像是規則搬運工，而不是命令者。這是法治的根本特征。近代以來的國家之所以逐漸選擇法治，不是因為那些國家都在法律、制度等方面同步地獲得了無限多的美好（“良”），而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治者認可規則之治的穩定、公正，不喜歡人治難以避免的朝令夕改、以私好斷公務等。作為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法治的特質充分展現在國家治理的運行過程中。法治表現在國家治理運行狀態的特質就是“治者從法”⑧。

在關于法治的討論中還存在第三種情況，即把法治國家描述為似乎無人操作的機械世界。這種看法的形成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法律的統治”（rule of law）這一表達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可能來自于人們對國家治理中“人”擾“法”的擔憂。法治論者喜歡把更多美好的東西披掛在法治上，與這里所說的對因私人好惡干擾法律正常實施的擔憂一樣，二者都服務于論者預設的目標。

法治從來都不是法律的統治，因為法律無法成為真實的治者。無論人們對法律或法律體系做怎樣的加工，用如何神奇的構思打造法律系統，人造的法律系統的統治終歸還是人的統治。我們說法治的特質在國家治理的運行過程中才能得到充分展現，那是因為法治這種治國方法是用于國家治理的方法。這里所說的“治理國家”或“治理國家的活動”都隱含著治理主體，其完整的表達應當是“主體治理國家”或“主體治理國家的活動”。法治是人類的活動，這項活動的主體只能是人類。“法律不是主體，而是人類的對象”⑨，法律無法成為人類活動的主體。

法治是供人類選擇的國家治理方法之一，實行法治是治者的選擇。1999年，我國《憲法》修正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這一宣布的首要意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者，依據《憲法》第二條的規定就是“人民”，選擇了法治。這一選擇，在中國自身發展的歷史場域內，意味著對人治的否定，意味著拒絕曾經出現過的“無法無天”。四中全會宣布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既是對我國《憲法》所做的選擇的重申，也是作為中國的“領導”者為接受法治這種國家治理方式所做的鄭重承諾。《依法治國決定》把“依法治國”看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闡釋了法治在現代國家治理中的作用。而“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⑩則是再次宣布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的領導者?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