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黨內法規嚴于國家法律，保障國家法律實施。“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特征,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黨自身定位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如果黨組織和黨員的行為標準低于其他機關團體和公民，甚至沒有差別，那么黨的先進性就無從體現。因此，相較于國家法律為其他機關團體和公民設定的行為規范，黨內法規特別是黨的紀律為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設定的行為規則會更加嚴格，以監督黨組織和黨員遵守黨章，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模范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體現黨的先進性，這方面前文已有闡述。然而，此方面應當注意的是，“黨內法規嚴于國家法律”原則并不必然與“國家法律高于黨內法規的”原則相沖突，因為“嚴于”并不意味著當然地出現“不一致”。例如，“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但卻是違反黨的生活紀律而應受黨紀處分的行為；普通公民“見死不救”不承擔法律責任，至多受到道德和輿論譴責，但黨員“遇到國家財產和群眾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時，能救而不救”的，將視情節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的處分。⑧可見，黨內法規“高標準”是在行為標準和紀律處分“紅線”層面比國家法律嚴格，但并不當然地與國家法律相抵觸。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整合國家治理資源，確保有效治理的軸心力量和領導力量，其政治地位、政治能量和政治現實決定了黨在國家治理中的統帥作用和決定性影響，因而其主張自然會影響國家治理和人民福祉，而且盡管黨不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然而黨事實上與國家權力保持著極強的親和性，除執政活動以外，黨的其他活動都有相當分量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當然也包括黨內法規的制定與執行活動。黨內法規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并且雖然屬于“軟法”，但其對國家法律法規原則和內容影響至近至深、舉足輕重，其他政治組織的自律規范、社會組織的自治規范顯然與黨內法規的“硬度”相提并論，因此黨內法規可謂“堅硬的軟法”，兩個規范體系也是始終相互影響著的。比如黨內法規制定過程民主科學與否，內容良善與否，執行到位與否，事實上都影響著國家法律的實施效果和國家法治進程。建國以來的歷史教訓也已經證明，如果管黨治黨建設黨的黨內法規不健全，黨內政治生活和黨政關系不正常，國家法律就勢必難以付諸實施；如果黨內法規未能被嚴格貫徹落實，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也就難以保證。因此，鄧小平才深刻地指出：“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只有制定科學良善、管用有效的黨內法規，依據黨內法規把黨管好治好建設好，管好權、用好權，黨才可能模范地遵守憲法和法律，保障憲法和法律的事實，把國家治理好，實現良政善治。   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銜接和協調是依法執政的現實要求   依法執政是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實際上折射了執政黨與國家政權、國家法律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關系，也涵括了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關系。在邏輯和事實上，“黨取得執政地位后，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共同成為黨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重器”，由此，“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這實際表明，執政黨治國理政所依憑的“法”，不僅包括國家法律，同時也包括黨內法規。然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實現黨內治理和國家治理的善治，就需要良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和國家法律體系，使二者的內部構成及其相互關系都符合客觀規律，符合法治和現代治理的要求，并且獲得多數黨員和社會成員的認同。然而，在此方面，必須承認現實情況與理想狀態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類現象：

黨內法規體系建設尚不適應黨內治理法治化和依法執政的需求。從近年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的情況來看，黨“力圖用一種規范主義的方法來建構黨的內部行為規則”，若以調整對象劃分，目前黨內法規體系由黨章及相關法規、黨的領導和黨的工作、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民主集中制建設和機關工作等八個方面的黨內法規組成，或者按大類劃分為規范黨的自身建設活動、規范黨的領導和執政活動、規范黨的機關運行保障三個板塊。但是，在規范體系建設中也存在著不少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比如，對照國家機構組織法，黨內尚缺乏全面規范黨的各級、各類組織設立、職責和運行等方面的組織條例。又如，碎片化和重復化現象嚴重，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省市區以上黨委和部門制定的反腐倡廉法規和文件曾多達3000余件，要么各有側重，要么相互“復制移植”，嚴重欠缺系統性和體系感。再如，公開工作滯后，一些并不涉密的黨內法規被定密或一段時期內不予公開，有統計顯示，1978年以來中央在作風建設方面曾制定了150多個規范性文件，其中定密近80件，機密級就有20件。新華社2015年5月26日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印發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第一部法規《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該條例于同年4月30日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自5月18日起正式施行⑨，但其后數月間該條例僅在統戰工作系統內部傳達學習，直至9月22日才由新華社受權全文發布。實事求是地講，黨內法規“秘而不宣”或“告而不宣”的做法容易引起黨員群眾的猜疑和誤會，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會消解黨員群眾的期盼熱情，以及制定相關領域黨內法規的積極效應。此外，還普遍存在著黨內法規制定過程仍然欠缺科學性和民主性，具體規范缺乏實際可操作性，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等問題⑩，這些問題阻滯了給黨內治理法治化和依法執政供給良善的規范基礎和制度資源。

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規定不協調。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黨主要實行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并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組織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向國家機關和團體組織推薦領導人等途徑實現執政意圖，因而在組織建設、作風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等方面的黨內法規是首先需要與國家相應領域的法律法規相協調的，但實際上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地方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地方國家權力機關，有權“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的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環境和資源保護、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項”，1996年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規定地方委員會的領導包括“對本地區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那么，地方黨委的“重大問題決策權”和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大事項決定權”有何差別、如何協調？單憑文本和相關制度很難在實踐中清晰界分，2015年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似乎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重申地方黨委“對本地區重大問題作出決策”的同時，強調地方黨委重在“把方向、管大局、作決策、保落實”，但仍然未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又如，2012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由此，與行政監察機關合署辦公的同級黨委紀委在紀檢程序中獲得的符合該條立法精神的上述證據是可以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在2013年薄熙來案庭審中，公訴機關將紀檢機關移交所得的薄接受中央紀委審查期間的自書材料作為犯罪證據提交法庭，而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等主觀性證據實際并不被前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所涵括，并且組織審查期間的自書材料也不符合“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與辯解”的形式要件，因而自書材料是否應當被法庭采信一時引發不小爭議。類似這樣不相協調的情況并非個別，它并不是直接地表現為兩類規范相牴啎，而是在制度設計理念和具體規范構想上脫節甚至失序，以致存在交錯、留白或模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