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文明的主體性始終沒有解決、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域外霸權的長期控制干涉以及傳統生存文化流失但新的發展觀沒有形成，使拉丁美洲“危機頻發”。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之鏈，關鍵是在國家、社會和民眾之間建立“持續轉型”的包容性共識。

【關鍵詞】民主制度 國家轉型 包容性共識 【中圖分類號】K73 【文獻標識碼】A

歷史一再昭示，任何社會發展中的積弊，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解決，比停滯中解決更容易。然而，人類具有一種普遍的惰性，事情不到萬不得已，誰都不會輕言改變。因此，“轉型”在很多時候都屬于“逼上梁山”之舉，似乎只有在危機重重之中，人們才愿意回歸理性，社會才容易達成共識。

“危機頻發”是拉美地區的一大特色現象。從另一角度來說，正是由于危機之后的“轉型”一再失敗，又導致了危機的不斷上演。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之鏈，關鍵是在國家、社會和民眾之間建立“持續轉型”的包容性共識。縱觀歷史和現實，拉美國家未能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則有更深層、更復雜的原因。

政治文明的主體性始終沒有解決；兩大思潮各執一端，纏斗不休，是造成“拉美病”的本源

在200年前，拉美許多國家獲得獨立以后，并未在原有的印第安文明和伊比利亞文明兩大根基上消化和吸收歐美國家的先進思想，其政體全盤“西化”，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殖民地經濟社會結構，莊園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拉美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的演變，其本質是依附性經濟自由主義，這一思潮至今仍大有市場。

20世紀初，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文化登上地區發展的歷史舞臺，許多國家開始探索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良之路，糾正為追求增長而犧牲社會公正的偏向。然而，拉美國家畢竟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進行現代化的，終究難以擺脫對發達國家資本、技術、知識和管理人才的依賴，也必然導致其民族主義、民眾主義文化只能與自由主義文化相對存在，相伴而行。

20世紀拉美現代化經過“外向”——“內向”——“外向”等幾次重大發展政策調整，數度出現極端化的“鐘擺效應”。從根本上說都是上述兩種思潮激烈斗爭的結果，而其中任何一種思潮都被證明難以有效地兼顧“效率”和“公平”兩大發展目標，均不能真正帶來健康和可持續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變革。有學者指出，拉美文明進程過早地移植西方模式，造成其自身積淀不足而消耗有余。在獨立后的近兩個世紀中，拉美形式主義地學習西方幾乎占去了其一半時間，而每個轉折時期自我否定的內耗又占去了所剩時間中的相當大一部分。

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不僅沒有催生拉美社會平等發展的環境，反而加劇了其分化和分裂，導致一些拉美國家為轉型付出沉重的體制代價

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之初都面臨農業文明解體、傳統社會分崩離析的嚴峻挑戰。要解決“一盤散沙”的難題，就必須首先解決好社會組織相對統一和政策執行高度集中的問題。然而，由于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并未觸及影響拉美經濟發展的物權過于集中的矛盾，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長期為極少數人口所壟斷，權貴資本主義得以在國家庇護下進一步發展，甚至與軍隊及外國資本聯手打壓進步的平權運動。

20世紀50年代后，對改良式變革深感絕望的拉丁美洲人民先后四次選擇革命，除古巴之外，玻利維亞、智利和尼加拉瓜都沒有建成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隨著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權威主義退出拉美政壇，民族資本家、經濟精英、中產階級、城市工人階級、農村貧民、少數族裔等各種政治力量在地區民主化進程中競相角逐，但卻造成黨派林立、陣營混亂、訴求多元、共識難立等新的政治生態，無怪乎拉美人自嘲“拉丁美洲目前似乎需要的是無法治理的民主政治”。

21世紀以來，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以及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國家相繼出現由左翼力量執政的“粉色革命”，力圖將本國引向自主、平等和可持續發展的康莊之路。盡管奉行民眾主義思想的左翼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強化國家作用和扶貧減貧的經濟社會政策，并取得公認的成就，但在產業結構調整、教育改革、創新能力培育等重大“轉型”挑戰方面仍難有作為。一方面，相較于右翼精英，左翼政府更重視社會分配，甚至為了爭取選民而過度發放福利，但依然無法撼動民主制度下已經固化的利益格局和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左翼政府鼓勵大眾政治參與，但無力在民主制度內有效地控制和疏導政治秩序，無法擺脫議會和在野黨在重大改革問題上的纏斗和抵制。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其行政干預的資源和能力嚴重受限，民意反水便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個稻草”。近年來，阿根廷、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先后發生政壇“地震”，均表明左翼進步力量在資產階級民主體制內推進經濟社會的結構性改革，其成效只限于一時、一域，終究難以有序地完成系統性轉型的目標。

域外霸權的長期控制、干涉也是拉美國家轉型失敗的重要原因

拉丁美洲地域廣袤、自然資源富足，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歐洲列強曾先后將其作為主要的殖民對象。作為北美新興國家，美國對拉美國家的獨立運動給予過強大的道義支持。19世紀后期，現代工商業迅速發展促使美國商人和政治領袖將目光投向拉丁美洲。相較于歐洲人，“他們更公開地覬覦這里的財富。在許多人眼中，拉丁美洲人似乎在完成對大自然為這一地區賦予的使命中，行動過于遲緩”，“‘需要一點新教徒的道德和美國佬的技術’將潛力變為現實”。此后，美國通過入侵和顛覆、金元外交、資本和技術壟斷，將拉美國家帶入其主導的半殖民地性質的“出口飛地現代化”進程。

到20世紀30年代末，“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只有阿根廷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了20%。大部分地區（國家）仍然依賴于出口”，其中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占出口收入一半以上。嚴重依賴外國市場和資本輸入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許多拉美國家產業結構單一，內部投資不足，債務危機一再上演。對此，拉美有識之士和民族先驅們曾作出英勇的反抗。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馬蒂譴責美國的擴張主義，并為抵抗入侵而捐軀。1950年，危地馬拉民選總統阿本斯在就職時承諾，在全國實行土地改革，“將國家從依附性狀態轉變成經濟獨立，從封建狀態轉變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阿本斯的政策引起掌握全國72%土地的大地產主（占總人口的2%）以及控制該國香蕉生產的聯合果品公司的極大恐慌。美國政府認為“任何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行為必定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通過持續的政治和軍事壓力將阿本斯趕下臺。同樣，20世紀60年代的智利經濟結構帶有很強的依附性、壟斷性特征。外國資本掌握該國銅礦生產的90%。在農村，占人口1%的大地主占有75%的可耕地。他們大量地拋荒土地，國家每年需大量進口糧食。1970年具有左傾思想的阿連德總統上臺后，推行國有化運動，征收外資企業以維護國家經濟主權，進行土地改革以滿足無地農民的需求，引起美國對智利實行大規模經濟封鎖，并在政治上、軍事上支持智利親美反政府勢力。1973年，右翼軍人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阿連德的“社會主義道路”實驗歸于失敗。

20世紀80年代，拉美地區再度發生債務危機。美國政府聯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糾正“扭曲的市場體系”為由，為拉美國家開出“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藥方，史稱“華盛頓共識”。事實表明，美國此次政策干預最終使拉美國家對美國資本、市場依賴更為嚴重，產業和產品競爭力進一步弱化，經濟非組織化、社會“碎片化”趨勢加劇，貧富差距更為懸殊，轉型的難度更大。墨西哥人感嘆自己“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實際上也道出整個拉美地區對美國所強加的種種不幸的憤慨與無奈。

傳統生存文化流失后，新的發展觀卻沒有形成；拉美對于轉型的遲疑或許來自民眾對“現代化”的抗拒

迄今為止，外界對拉美改革和轉型的評價基本圍繞其決策成效來展開，其依據無外乎一般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較少關注當地文化特性和人們的生存觀念。總體而言，拉丁美洲各民族樂觀、奔放，崇尚自由和內在感受，也極富想象力和藝術天賦。與此相輔相成的是，他們更注重個性化發展并易于滿足，對現代大工業需要的高度組織化、標準化有一種本能的趨避。“1960年以前，當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農村時，生存文化的確存在，它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在北美洲人看來也許是貧窮，但也許正是足以滿足社區需要的更簡單的生活方式。”

20世紀拉美現代化持續展開，造成大量失地人口向城市遷移，卻并沒有如傳統理論預期的那樣自然地轉變為現代產業部門勞動大軍。在拉美多數國家，現代經濟部門就業人口占比不足30%，而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及自雇者則占全部勞動人口的70%。除了經濟、社會政策失調等現實原因外，這一獨具特色的就業現象也同拉美的歷史和文化存在必然的關聯。

人力資本和教育投資既是經濟發展的推進器，也是中下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最有效途徑。然而，拉美地區家庭人力資本投資比率較歐美、東亞地區偏低，“相當一部分中層階級家庭還存在不理智的消費模式問題，不愿意改變其傳統的消費習慣，甚至一些中低收入家庭不惜舉債購買那些傳統上僅限于高收入階層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因而影響了對子女教育的投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吳白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4-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②吳白乙：《拉美國家的能力建設與社會治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責編/劉瑞一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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