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要堅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如果處理僵尸企業過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現該處理的沒處理，不該處理的處理了的情況，所以要多發揮市場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
●頂端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國1/3的財產，低端的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大概只占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大概已經到了0.49%，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這應當值得我們注意。鑒于這種情況對稅收的調整要考慮到收入的不平等情況，使稅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
●審批權下放出現新的問題后，有人主張收回審批權，這是不適當的，不能出了問題就收權，還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要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來解決問題。
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機遇和挑戰，2015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那么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成為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我有以下幾點思考：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
外延急需取得共識
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綜合目前社會上對供給側改革的討論情況來看，我覺得有幾種論斷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萬能論。認為所有問題只要套上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外殼就能解決，這是片面的。二是無效論。說所謂的供給側，需求側，是理論上概念的文字游戲，不解決實際問題。三是舊體制回歸論。認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業，把大的私有企業公有化，加強計劃經濟的管理。中央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中國的戰略調整和一個主線提出來，但不少人對它的認識如此模糊。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急需取得共識，準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
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核心在處置僵尸企業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首要任務是去產能，核心是僵尸企業的退出。什么是僵尸企業？目前還沒有確定的定義，所以說法不一。歸納起來，大體上有四種：牛津辭典記載僵尸企業這個單詞來源于西非剛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種巫術復活的尸體。簡單說僵尸企業是早就應該破產、卻因為某種原因仍然存續的企業。工信部副部長馮飛認為，僵尸企業就是那些停產的、半停產的、連續虧損的、資不抵債的、主要靠政府支持、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來維持經營的企業。法律專家李曙光認為，僵尸企業是指那些喪失償債能力，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已經具備破產法規定的條件，但實際靠借貸尚在持續運營的企業。在資本市場上認為，那些每股收益連續三年為負數的上市公司可以稱為僵尸企業，按照這個標準，A股市場有265家僵尸企業。上市公司這些僵尸企業一方面在資本市場維持融資，265家企業中有130家企業募集資金3281億，一方面又從政府的手中獲得了大量的補貼，據估計接近426億。所以中央提出清僵尸企業，使之入土為安，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僵尸企業占用了國家寶貴的資源，增大了金融風險，導致了發展的不可持續。
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要堅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如果處理僵尸企業過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現該處理的沒處理，不該處理的處理了的情況，所以要多發揮市場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為什么有僵尸企業，按照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而奈說，所謂僵尸企業是因為父愛主義，因為社會主義要愛護國有企業，政府對國有企業無條件支持，并有鐵飯碗的制度，所以僵尸企業是父愛主義的產物。現在處理僵尸企業議論很多，各級政府部門也做出行動，給出了處理的數量指標。目前，處理僵尸企業有三怕：政府和企業怕負國有資產流失責任，怕社會不穩定；銀行怕提高不良資產率；職工怕失業。處理僵尸企業要堅定不移，又要穩妥精細，尤其要做好職工的安置工作。
把去產能同扶貧和
“走出去”結合起來
首先把去產能和扶貧結合起來。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的短板是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政府是不是可以來收購過剩產能，支持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會對玻璃、鋼鐵、水泥產生需求。另外去產能要和“走出去”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借鑒過去歐洲復興時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就要同“一帶一路”結合起來。現在我們要走出去，不確定性因素很多，風險也較大，但是我們輸出過剩產能，幫助支持沿路國家的經濟發展。采取這兩條措施，一是和扶貧結合起來，二是和“走出去”、“一帶一路”結合起來。通過上述辦法，達到既能有效地去產能，又能促進貧困地區脫貧，推動“一路一帶”健康發展。
把去庫存同農村的改革
結合起來
農民有資產，有宅基地、有房產。但是這些資產不能變為資本，因此農民不能增加財產性收入，不能富裕起來，不能帶動農村的消費，如果把資產變成資本，一方面可以促進農村的消費，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產去庫存。農民富起來，帶動農村消費，經濟下滑的趨勢可以得到緩解。城市有一億多農民工需要房子，但是農民沒有錢就買不起房子。如果和農村改革結合起來，農民有了資本，有了錢就可以到城市里買房子。現在全國房子的庫存大概是7.3萬億平方米，如果農民有能力去城市里買房子，不但可以解決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能緩解經濟下行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