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給側來看，傳統的粗放式供給模式后繼乏力，制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并且還加劇了供給總量與質量之間的矛盾，因此急需新的突破。

第一，生產要素價格作為供給成本的核心部分，它已進入上行階段和投資回報率遞減狀態，這使得簡單積累要素的粗放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推動力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制造業的大規模轉移和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伴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我國的勞動力價格開始了穩步上升，在生產率不能保持增長的情況下，必然導致成本上升。同時，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帶來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回報率遞減，企業效益下滑，增長乏力。新常態是要素價格上行期、回報率下降期，傳統的要素推動的增長模式帶來的產出增量越來越小。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進行供給模式改革。新常態對經濟增長的一個約束是實現共同富裕，這就要求轉變增長模式，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真正使全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傳統需求刺激和大量資本堆積產生的經濟增長更多使得收入落入資本賬下，勞動收入占社會總收入比重下降。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只有通過調整生產側的供給模式，才能調整要素價格和要素的空間流動，使勞動者獲得體面報酬，貧困人員實現脫貧。

第三，資源過度消耗，生態環境承載能力下降，生態短板突出。高污染、高能耗行業在我國占據較大比重，盲目上項目導致水土流失嚴重，人居環境變差。傳統供給模式雖然帶來了經濟增長，但環境成本巨大，環境承載能力成為了生產側的硬約束，制約了供給能力的進一步提升。因此更為和諧的自然經濟關系成為了供給側的巨大挑戰。

第四，傳統供給模式制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粗放式的增長后繼乏力。傳統以產量為導向的供給模式、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盲目模仿又壓制了社會的創新動力，企業滿足于提供同質性低技術產品，這導致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21世紀以來增長緩慢。

由此可見，新常態下需求側的運作空間已經十分有限，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已經轉化，供給側已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新的突破，以通過新的供給來拓寬更廣闊的需求空間，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正是順應了這種矛盾主次方面轉化的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