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調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供給量或者利率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其有效性對國民經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目前，我國經濟已經不再保持高速發展態勢，人民幣加入SDR，將對貨幣政策提出新的挑戰，為此探討新時期貨幣政策有效性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貨幣政策 有效性 制約因素 解決路徑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提升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意義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資金流動與貨幣流通狀況都深刻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中的貨幣供需關系、結構比例、信貸總量及增長速度等都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可以說貨幣關系與信用關系覆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貨幣的供應與流通、信用規模等都屬于貨幣政策的重要內容，因此可以說貨幣政策在我國國家宏觀調控策略中占據重要地位。
貨幣政策能夠全面調控社會經濟。首先，貨幣供需是調節我國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者認為，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社會總需求量與貨幣的總供給量二者之間是密切聯系、相互影響的。因此，可以通過調節貨幣的總供給來調節社會總需求。當社會總需求膨脹時，可以適當減少貨幣供給總量，從而控制人們消費行為，保持市場供需平衡，而當社會總需求降低，社會商品過剩時，可以增加社會的貨幣供應總量，刺激居民消費，從而促進經濟發展。除了調節社會總需求之外，貨幣政策也影響著社會的總供給，如降低貸款利率，增加社會貨幣供給總量，能夠降低市場主體的投資成本，這便起到了刺激投資和擴大生產的作用，從而增加社會總供給。反之，當提高貸款利率或減少貨幣供給時，就增加了投資者的投資成本，能夠抑制投資過熱的情況。由此可見貨幣政策能夠調控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使二者保持平衡，促進經濟穩定發展。
其次，貨幣政策調控還能夠保持物價穩定。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是市場經濟中時常發生的兩種經濟現象。市場流通的貨幣量超過了經濟發展總需求而引發的物價上漲或貨幣貶值即為通貨膨脹，而若貨幣供給量低于經濟發展需求而產生了物價下跌的狀況便為通貨緊縮。由此可見，要解決通貨緊縮或膨脹的問題，可以從市場的貨幣供給總量方面入手。如銀行提高利率，可以推遲現有貨幣的購買力，這就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費的作用，同時也降低了銀行貸款需求，而降低利率則起到相反的作用，會增加市場貨幣供給總量，刺激居民消費，促進物價上漲。
最后，貨幣政策還影響儲蓄與投資的比例，起到調節儲蓄與消費的作用。社會個體的儲蓄、消費選擇與銀行利率有密切關系，為此貨幣政策可以通過調節利率來影響社會的儲蓄與消費傾向。較高的利率，吸引居民進行儲蓄，而低利率則刺激居民進行消費。社會儲蓄與消費的結構比例又影響著經濟的發展，若儲蓄不足，則缺少投資資本，也不能推動社會發展，但如果社會的消費比重不高，便會影響銷售，也將制約經濟發展。所以，貨幣政策必須根據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來調節儲蓄與消費的比重。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儲蓄是投資的前提，但儲蓄并不會直接自動轉換為社會投資，而是需要一定的市場條件。
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能夠促進深化金融改革。貨幣政策屬于金融政策的一部分，對我國經濟的宏觀發展具有調控作用，一來它能夠從宏觀上調節總量目標，二來它也能夠從微觀上進行適時的調節。貨幣政策調節的目的是為市場經濟主體創造一個公平競爭與穩定發展的環境，這能夠提升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更能體現金融管理機構的獨立性。但決策當局是否能將貨幣政策看作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取決于該國的經濟體制，另一個關鍵要素便是貨幣政策在市場環境中的有效性。
在計劃經濟年代，貨幣政策既不是市場經濟信息的集中反映，也缺乏獨立性，因此它發揮的影響范圍小，僅僅是一種數量計劃。但改革開放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的快速發展支撐下，金融發展在經濟運行中也逐步提升到核心地位，這也為貨幣政策發揮影響創造了良好環境，使之在宏觀調控中發揮巨大作用。
經濟運行發展需要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近幾年來，國內消費市場低迷，不能夠充分拉動經濟發展，為此我國一直在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中國人民銀行降低了存貸款、再貸款的利率，調低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希望以此刺激市場投資和貸款，但從實施效果來看，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有限，并未起到刺激國內消費需求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對現行貨幣政策進行反思，尋求其有效性降低甚至是失靈的癥結所在，這樣貨幣政策才能夠發揮有效性，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現狀及原因
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無疑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過貨幣調整政策效果不明顯甚至是失靈的狀況，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降息對物價指數以及GDP的效用并不明顯。我國自1995年到2001年一直在降低存貸款利率，1995年我國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為10.98%，1996年為9.18%，1997年降為5.94%，到2001年僅為2.25%。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貨幣供應量增加要引起收入的增長需要6到9個月，而收入增長再引發物價上漲同樣需要6到9個月的時間，由此推斷，從降低利率增加市場貨幣供應量到使之發揮作用引發收入上漲需要近一年時間，而引發物價上漲也要遲滯兩年左右，由此可見，1996年的降低利率所引發的國民經濟增長效果應該在1997年顯現，而引發的物價上漲效應應該在1998年顯現，但我國1996年的GDP增速為9.6%，到1997年卻降為8.8%，之后持續降息，GDP增速一直保持在7%左右，并沒有明顯提升；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看，我國1996年的居民消費指數為8.3，而到1998年不升反降為-0.8，1999年更是降為-1.4。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貨幣政策在調整物價、拉動經濟增長方面并沒有取得明顯成效。
二是我國貨幣供給量與貸款增速都呈下降趨勢。中國人民銀行自1994年開始監控我國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并按照貨幣的流動性層次對貨幣供應量進行劃分，其中M0是指流通中的現金，即銀行體系之外居民的手持現金以及各單位的庫存現金之和，M1為M0和活期存款，M2是M1和準貨幣，準貨幣包括儲蓄存款、定期存款以及其他存款等。1996年到2001年，我國央行一直不斷擴大貨幣的投放量，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貸款利率等，還出臺政策增加了商業性銀行的自主權，這些貨幣政策調整都是為了增加市場的貨幣供給量，刺激經濟發展。但從效果來看，1997年我國M0的增長率較前一年有所提高，從11.6%上升為15.6%，但1998年卻又下降到10.1%，之后1999年再次上升，到2000年又下降到8.9%，在1996到2000年間，我國M2的增長率除了1999年有略微提升外，整體上都處于下滑狀態，由1996年的25.3%一直降到2000年的12.3%。由此可見，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整對增加貨幣供應量并沒有起到太大作用。
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一是我國利率市場化不足。要想將利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必須放開存款利率上限與貸款利率下限這兩重限制，但目前我國對這兩個利率的開放與否以及開放程度都保持謹慎態度，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顧慮：
一方面是我國的商業銀行在利率定價能力與管理能力上缺乏經驗。長期以來，我國的貸款利率以及浮動的范圍都是由中央銀行制定，而商業銀行一直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因此商業銀行并沒有自主進行利率定價的實踐機會，所以在風險定價方面，無論是經驗還是能力都存在不足。如果我國突然取消由中央銀行制定利率，而將決定權交由商業銀行，那么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的風險防控和盈利性目的，必然要對每一筆業務都進行風險管理和風險定價，而商業銀行自身的能力顯然在短期內無法適應這種完全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
另一方面是我國的金融市場缺乏基準收益率曲線。在2007年上海銀行界公布同業拆借利率之前，我國的人民幣貸款利率是少有基準收益率參照的，這主要是因為我國貨幣市場發展較為落后。我國的貨幣市場主要由國債回購市場與同業拆借市場兩部分組成，但這兩個市場都存在參與主體少、規模小以及子市場分割的問題，參與主體少導致貨幣市場所呈現出的利率與實際經濟中的貨幣供需狀況存在差距，為此中央銀行也很難根據貨幣市場所呈現的信息來制定符合市場需求的利率。貨幣市場規模不大也限制了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規模和效率。子市場的分割阻礙市場信息流動，也不利于利率的市場化進程。
二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存在遲滯問題。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傳導渠道主要為信貸渠道，從貨幣政策的制定出臺，再到各個信貸部門做出反應執行，最終到其發揮調控效應，這其中每一個環節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應是有遲滯性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遲滯性可以分為外部遲滯和內部遲滯兩個方面。內部遲滯主要指央行制定貨幣政策、到出臺政策、執行政策的時間，而外部遲滯是指從貨幣政策的執行到影響市場所耗費的時間。顯而易見，央行可以控制和掌握貨幣政策的內部遲滯，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外部遲滯性因素則較多，如政策本身的可操作性、各部門的反應以及個人對政策的態度等都會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央行難以有效控制外部遲滯。從信貸渠道來看，其執行貨幣政策效果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機構的信貸行為的好壞。
目前，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大都撤并了縣鄉級的分支機構，將信貸權上收，股份制銀行也主要在地市級以上發揮作用，而我國小規模金融市場發展不成熟，在縣鄉及以下的金融市場并沒有發揮明顯的填補功能，這就導致我國信貸傳導渠道的斷裂，影響了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三是我國貨幣市場不完善。貨幣政策的制定、調整與執行都與貨幣市場有密切聯系，一方面央行需要從貨幣市場收集相關信息，并據此制定貨幣政策，另一方面貨幣市場又是貨幣政策的執行平臺。所以貨幣市場的不完善一方面可能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也影響貨幣政策的執行。我國的貨幣市場參與主體單一化現象突出，一般是信托公司、有實力的保險公司、商業銀行等進入了貨幣市場，而中小企業往往因高門檻難以進入貨幣市場表達自身的資金需求，這種狀況導致我國貨幣市場不能準確反映經濟運行中真實的貨幣需求，造成貨幣市場反映低速低效。
四是經濟開放的深化也對貨幣政策造成沖擊。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資本流動日益自由化，對于外匯的管制也逐步寬松，這使得我國貨幣政策更容易受外資銀行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這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控制力和有效性。而且隨著對外經濟活動規模的增大，與之相關的貨幣供應比重也在增加，這便降低了中央銀行對市場貨幣供應量的控制力。近幾年，在我國貨幣供應中，外資金融機構中的本外幣存款占比逐步上升，我國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調整經濟的貨幣政策逐步失去應有效應。
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對策
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首先，應培育我國市場基準利率。目前，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的基準利率。讓貨幣市場呈現更加精準的利率曲線是我國市場利率化改革的目標，為此，我國應注重貨幣市場廣度與深度的建設，降低貨幣市場進入門檻，吸引更多的主體參與到貨幣市場之中。要想貨幣市場準確反映市場利率，還要解決各個子市場相互分割的問題，特別是交易所市場與銀行市場間應進行信息溝通，這樣的貨幣市場才能夠提供更加準確的市場基準利率，從而為貨幣政策制定提供真實的市場信息，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其次，我國應適當賦予商業銀行自主利率定價的權利，使之自覺形成風險防控機制。
最后，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還應提升居民對利率的敏感性，培育居民的利率意識，使之認識到利率調整與住房、醫療、社會保障之間有密切聯系。這樣居民才會根據貨幣政策變化來調整自身消費和儲蓄行為，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的目的，提升貨幣政策有效性。
健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遲滯主要是外部遲滯，因此要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解決外部傳導機制遲滯的問題。商業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執行傳導機構，需要進行所有制改革，使之成為真正的自負虧盈、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這樣商業銀行才能夠及時關注市場貨幣信息，對貨幣政策的調整做出快速反應。因為信貸渠道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之一，為此我國要完善信貸管理制度，國有商業銀行應適當下方貸款權限，為其自主經營提供條件。此外，針對商業銀行撤并縣鄉級分支機構的狀況，我國應該探索農村金融的新形勢，鼓勵中小金融機構填補這一市場空白，防止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斷層。
完善貨幣市場。完善的貨幣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十分重要，也關系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與否。因此，要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貨幣市場體系。貨幣市場通過改革應實現兩個功能：一是為貨幣政策制定提供有效信息，二是能夠成為貨幣政策的有效執行平臺。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國必須增加貨幣市場的交易主體，擴大交易規模。除了商業銀行外，還應發展國債投資基金機構、證券投資經營機構等成為我國貨幣市場的交易主體。
在貨幣市場發展中還要開發多種貨幣市場工具，豐富貨幣政策的調節手段，尤其是要注重發展短期國債市場，一方面有利于國債利率市場化，另一方面國債也是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能夠為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開展創造有利條件。
構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機制。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深化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都削弱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要避免貨幣政策受國際金融的影響，必須改革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盡管目前我國實施的是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我國人民幣匯率極少有調整，基本處于固定狀態。這種匯率管理制度使得中央銀行承擔極大的匯率風險。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外匯管制的放松，外匯市場的供需狀況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都將較大影響人民幣匯率，我國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形成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機制。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過程必然會帶來匯率波動幅度和頻率的增加，而我國目前外匯市場運作的經驗以及充足的外匯儲備為我國匯率改革的順利完成提供了可能。
因此，我國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中可以適當擴大調整空間，這為以后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波動奠定基礎。在具體實踐上，我國應關注外匯遠期市場，增加匯率的浮動幅度。在參照體系上，應改變過去匯率浮動只看美元的方式，建立多種貨幣匯率參考機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我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關注國際金融狀況，特別是要收集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動向，這能為我國貨幣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降低外資銀行政策對我國貨幣政策的不良影響，從而提升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單位：山東管理學院經貿學院）
責編 /韓露（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