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十分重視的外交理念和國際戰略目標，指導著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對這一思想進行深入剖析，可以發現其三大源流，它立足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文明發展、交往的相關理論，繼承并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當中已有的文明交往思想，并且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融入其中，形成了對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新倡導。
【關鍵詞】命運共同體 探源 文明交往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向世界各國呼吁“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①。“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十分重視的外交理念和國際戰略目標，自其上任以來，多次在國際舞臺運用這一概念來描述中國世界各國乃至于整個人類的未來圖景。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作了題為“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主題演講，全面、完善地論述了“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刻內涵，并將過去在地區發展構想中提到的構建區域性命運共同體進一步上升到了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高度。作為習近平文明交往觀的重要組成，“命運共同體”理念并非憑空而立的口號與概念，它既是習近平以其敏銳的時代眼光和深厚的理論修養對當今世界形勢和人類文明進程予以深刻洞察的結果，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為了更清晰地理解這一理念并付諸實踐，有必要對這一理念進行理論探源研究。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雖然首先表現在倡導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但其本質上是對整個人類文明進程和發展前景的深入考量和判斷，因此應當從文明發展與文明交往的角度來探析其根源。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文明發展、交往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當中的文明交往理論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當中可借鑒的文明交往思想共同構成了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源流并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發展理論的時代新詮釋
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表明，人類文明在誕生之初被時間和空間分割開來。不同的文明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并處于相對分散的位置，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各大文明之間并無交往，他們均有自己的發展軌跡，承擔著各自的歷史命運。文明之間的聯系隨著文明的進步而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正如湯因比所指出，早期“文明的碰撞往往表現為一方攻擊另一方”②的暴力征服形式。如今，人類文明史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和文明間交往日益緊密的呈現出微妙平衡狀態的階段，極有可能是命運的轉折階段。習近平對人類文明不會在持續沖突中走向毀滅而是走向“命運共同體”的科學判斷，源于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文明交往理論，并對其作出了時代的新詮釋。
第一，“命運共同體”思想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發現的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規律。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文明是人類對于自然、社會以及自身的不斷改造的實踐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匯總所創造出來的積極成果的總和。人類文明是生產力的持續發展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和其他上層建筑不斷在矛盾中發展的過程。馬克思認為，就人類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變革來看，“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③毛澤東也曾指出“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④習近平深刻認識到人類文明發展到世界范圍內分工不斷細化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而不同文明之間的利益則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從而指出“一個強勁增長的世界經濟來源于各國共同增長。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⑤
第二，“命運共同體”思想與人類文明終將邁向共產主義的歷史趨勢判斷相一致。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文明起源于分工，而人類文明不斷發展的過程也是分工不斷細化的過程。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⑥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飛躍，人類文明被強行拖入了資本全球擴張的時代，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得以形成并正在創造著更為巨大的生產力。雖然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的滅亡并沒有發生，但包括資本主義的自我改良在內的文明進程卻沒有停止，共產主義的歷史總趨勢沒有改變。習近平指出要“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⑦就是把人類文明看作了一個整體，并試圖通過進一步推進人類文明的普遍交往，促進世界范圍內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大發展，而在世界文明普遍交往中被創造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則將成為促成人類邁向共產主義的歷史動力。這順應了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第三，“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最高命題的新拓展。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⑧。而正如前所述，共產主義是以世界范圍內人類文明的普遍交往為前提的，只有在文明的普遍交往下成立的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是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⑨。習近平多次指出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目標在于“共同造福于本地區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⑩。可見，在“命運共同體”思想當中，多領域的合作是手段而人才是最終目的，加強區域和世界范圍內的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使人類交往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進一步的拓展，使人與人之間的共存關系變得更為緊密，個人才能局限于文化的桎梏將被解開，使實現人類解放的事業向前邁進一大步。
“命運共同體”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添了新層面
在全球化不斷深入和人類文明交往日益緊密的同時，中國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步入深水區的改革進程與日益復雜多變的世界形勢，共同構成了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使命的巨大挑戰。因此，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不得不面臨并不斷回答著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問題、中華文明與世界各文明之間如何交往的問題，這也是關系到中華文明乃至于人類未來命運的問題。“命運共同體”思想是習近平對歷任中央領導人文明交往思想進行繼承和創新的成果，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添了新層面。
第一，“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鄧小平開放世界思想的時代新描述。早在1985年，鄧小平就指出“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這是對于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科學判斷，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這正是鄧小平將中國與世界的命運所聯系在一起所做的深刻考量。習近平指出“亞洲是世界的亞洲，亞洲要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必須在世界前進的步伐中前進、在世界發展的潮流中發展”。正與之相應。習近平提出“我們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的觀點，也是將鄧小平所強調的中國的發展“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思想擴之于世界的判斷。
第二，“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江澤民文明多樣性理念的繼承和創新。21世紀伊始江澤民便多次提出尊重世界多樣性的倡導。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江澤民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間不能只有一種色彩一樣，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應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樣性。”后又提出“一個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世界，只能是一個各種文明相互交匯、相互借鑒，所有國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滿活力而又絢麗多彩的世界。”習近平在繼承江澤民尊重文明多樣性和倡導文明交流互鑒的理念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細化并具有創新性的論述，提出文明沒有十全十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文明之間的平等相待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可以消除文明沖突等觀點，并最終創造性地將文明交流互鑒的結果導向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嶄新的光明未來。
第三，“命運共同體”思想使胡錦濤的“和諧世界”思想有了階段性目標和具體路徑。胡錦濤在2005年指出“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后又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期間再次向全世界呼吁“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諧世界。”習近平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思想，比之于“和諧世界”這一宏偉愿景的整體性和抽象性，顯得更為具體，它依托“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勾畫出了一條從區域命運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未來文明的漸進式發展路徑，使“和諧世界”的現實有了階段性目標和明確的可操作性。
“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血脈的新光輝
正如恩格斯所說，工業的發展促進了世界性交往的迅速展開，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所帶來的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推進了全球化的展開和人類文明之間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西方文明的成果與資本一起，隨著堅船利炮在短時間內迅速擴散到全球，并占據了主流和領導地位。不過也正是因為其文化的傳播是基于與暴力的勾連而非其在思想、藝術等方面的輝煌成果，隨著非西方文明地區的經濟增長，其對于自身傳統文化的認同也與日俱增，從而產生了主張保護、復興本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并試圖摒棄西方的影響。事實上，隨著多級世界的發展，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領域的支配力量確實在下降，西方所尊崇的價值理念對于解決日益凸顯的包括人類文明交往在內的種種問題已顯得力不從心，許多西方學者也開始尋求用東方的思想解決人類的后現代難題。
“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貌的文明交往理念，其不同于西方文明交往思想的本質區別之一，在于結合了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當中的有益資源，它以傳統儒家文化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價值觀為內核，勾畫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文明交往范式，正如杜維明所指出：“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義提倡兼容并包，是一個學習的文明、包容的文明、對話的文明，同時也是具有天下情懷的文明。”
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華傳統文明的經典表述，時常出現在習近平對于人類文明交往以及“命運共同體”的論述當中。在談論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時習近平指出：“有著五千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中國自古就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傳。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在談及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時習近平又將“講信修睦”作為倡議雙方努力方向的第一條。“講信修睦”語出《禮記·禮運》，“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充分彰顯了儒學以情為重，將倫理人常透入法制的國家治理模式，推及文明交往，也即是重視不同文明在交往當中所產生出的情的要素，雖然利益是文明交往的基礎和動力，具體的人卻又不可能忽視的交往主體與目的，將人情融入文明交往當中，便可產生以柔克剛的功效，就可以緩和乃至于消除亨廷頓所念茲在茲的文明的沖突，從文明的對話走向文明間的和諧，最終形成世界文明。
不可否認，西方文明為人類文明交往提供了大量的規則和范式，這些已被制定的游戲規則在過去的人類文明進程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作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作為其價值背景的資本主義精神和工具理性的思維模式缺乏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21世紀人類面臨的考驗除了科技與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外，還有與之同時產生的異化力量。經濟與技術不能構建全球倫理，只有以人為目的的寬廣的人文關懷所創生的文化力量，才能保證精神與物質的同步發展，以保護人類文明不至于走向毀滅。五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寶庫能夠為人類提供這樣的資源，也正因如此“命運共同體”思想能以時代的耀眼光輝，引領人類文明交往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
（作者單位：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注釋】
①“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4日。
②［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郭小凌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798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4頁。
⑤《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36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頁。
⑦“習近平：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3月29日。
⑧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頁，第119頁。
⑩“習近平：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10月4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頁，第90頁，第78頁，第373頁。
“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3月28日。
《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頁，第474頁。
“胡錦濤：與時俱進，繼往開來，構筑亞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在亞非峰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5年4月23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5-04/23/content_5845732.htm。
“胡錦濤：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
杜維明：“儒家的恕道是文明對話的基礎”，《人民論壇》，2013年第12期。
“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3月30日。
責編 /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