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左亞文
【摘要】2015年我國哲學理論研究總體呈現出矛盾著向前發展的態勢，一方面產生了大批理論成果，另一方面又陷于創新不足和提振乏力的困境；既彰顯了變革時期的問題意識和時代精神，又存在著理論滯后和觀念僵化的缺陷；既力求打破中西馬之間的森嚴壁壘，又存有根深蒂固的學科分割偏見。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和思想解放，加強中西馬的對話和會通，建構面向時代現實的多樣化的中國哲學當代形態，既是我國哲學發展的未來走向，也是其希望之所在。
【關鍵詞】中國問題 經典詮釋 中西馬對話 未來走向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據知網和國家圖書館數據庫查詢，2015年國內各類刊物發表哲學類文章約8000余篇，完成哲學類碩博士論文1000余本，新出版各類哲學著作及教科書約800余部，召開各種大小形式的哲學類會議約500余場。綜觀這些哲學研究及其會議成果，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既體現了變革時期哲學的問題意識和時代精神，又存在著理論滯后和僵化的缺陷；既產生了大批量的論文和著作，又陷于創新不足和乏力的困境；既力求打破中西馬之間的森嚴壁壘，又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學科分割和偏見。下面，僅就2015年我國哲學界的理論研究狀況作一簡略的概述。
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研究和反思
從20世紀80年代起，哲學理論界就提出了面向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路向，強調哲學要為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服務。此后，包括《中國社會科學》在內的不少報刊及其學術會議專門就此展開討論，在思想理論上取得了基本共識。問題在于如何理解“中國問題”，什么樣的問題才稱得上“中國問題”，哲學視域中的“中國問題”又是什么？哲學又應以何種方式介入中國的現實從而把握“中國問題”？應該說，沒有哪一種哲學和哪一個哲學家不關注現實及現實問題，不力圖以哲學的方式分析和解決其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其區別在于以什么樣的態度和方式來看待和處理現實問題。黑格爾哲學盡管思辨晦澀，但其十分重視哲學與現實的關系。在《歷史哲學》中，他明確提出“哲學希圖發現那實體的宗旨，那神圣觀念的實在方面，并且要替那被人極端侮蔑的現實作辯護。”①馬克思嚴厲地批判了這種保守的實證主義的理論觀點，而主張對現實采取“無情批判”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要通過“解釋世界”從而為“現實作辯護”，而是要通過“變革的實踐”來“改變世界”。
應該肯定，通過這些年的討論和研究，我國哲學界對于什么是問題，問題與矛盾之間的關系，問題對哲學發展的作用，哲學所把握的是思想中的時代并以思想的方式切入時代等等，都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認識。2015年不少哲學會議和文章繼續對此展開探討。例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經典與現實”年會、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與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理論研討會暨《新大眾哲學》出版云南發布會”、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年會暨“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研討會、“經濟發展新常態與人的發展”研討會暨中國人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以“唯物史觀視域中的現代性問題”為主題的全國第十五屆“馬克思哲學論壇”、東北三省馬克思主義哲學年會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與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共同主辦的以“中國問題的哲學—中國整體轉型升級與哲學創新發展”為題的全國黨校系統哲學年會、中國馬克思哲學高峰論壇主辦的“有機馬克思主義出場與生態文明建設”研討會，以及各省、市級單位的各類哲學年會、各高校院校和科研院所舉行的各種形式的哲學研討會，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注重凸顯問題意識、結合當今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展開對哲學理論的研討，脫離現實的純學術研究至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學科領域較少見到。
除此之外，在2015年度數千篇哲學論文中，其中相當比例的文章是關于具體現實問題的哲學思考，如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哲學淵源、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學基礎、自媒體的哲學分析、社會轉型和變遷的哲學透析等，甚至關于水資源、中學英語課堂教學、漢文字、女性身份等也納入到哲學的思考之中；至于政治哲學、法哲學、經濟哲學、教育哲學、管理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環境哲學、藝術哲學、軍事哲學等應用哲學則呈方興未艾之勢。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有些雜志還開辟專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②、“實踐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③、“時代精神與哲學理念”④等“中國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哲學探討。概言之，這些探討都著眼我國改革和建設中的現實問題，在理論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對1980年代的“實踐唯物主義”討論進行了歷史反思，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創新之道。有的學者在分析當今中國社會變遷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哲學的使命就是“規定社會的解放思想和實現哲學自身的思想解放問題”⑤，就是為人們“提供一種把握現實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理想，而不是提供解決具體問題的萬能鑰匙”⑥。有些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在與現實問題關系上存在的誤區進行了檢視，認為其主要問題：一是兩者研究的關系太緊，即過分強調政治維度；二是兩者毫無關系，迷戀文本分析，與現實越來越遠；三是研究者自身主體性過分強化，強調個人興趣，……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中國，學者應該以自己專業的、規范的、學理的方式向世界來表達大辯題中的中國的存在。⑦
更為可貴的是，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領域的學者也認識到了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重要性。如有些學者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中西馬都要研究當代中國乃至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不僅馬克思主義哲學確立了以現實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路向，中國哲學史研究和外國哲學研究，也以回應和解決當代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為研究的立足點和參照系。”⑧因此，“必須直面哲學問題，把中國哲學作為解決問題的思想資源，而不是作為解釋問題的唯一標準 。”⑨這一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贊同。
然而，勿庸諱言，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研究仍然不盡人意，大多數文章仍然停留在重復性的抽象議論上，哲學的本質功能并未能有效發揮出來，哲學被邊緣化和貧困的處境還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其主要原因是自由探討和平等競爭的學術氛圍和條件尚未成熟，構建哲學批判的內外機制還不夠完善，以量化為本位的評價體制對正常學術研究的傷害，固有的僵化觀念對哲學創新的約束等。因此，哲學的命運與改革息息相關，只有不斷推進思想解放和改革實踐，才能真正促進哲學的發展和繁榮。
傳統經典的詮釋和重讀
從1990年代開始，無論是在馬克思哲學界還是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界，對傳統經典進行考釋和重讀成為一種風尚，出版了數以千計的著作，發表了成萬篇以上的文章。2015年，這類論著在哲學界仍然占據中心的地位。根據國家圖書館的數據庫查詢顯示，2015年入庫馬克思主義哲學70本、西方哲學33本、中國哲學17本，其中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基本上為經典詮釋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類著作中相當一部分亦屬此類。本年度所發表的數千篇哲學文章和完成的一千余冊碩博士論文，其中對于經典思想的解讀也占有相當的份量。造成這種研究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大陸的復興在某種意義上帶有補課的性質，民間“國學熱”的持續升溫造成了廣大民眾對于注解類經典圖書的大量需求；二是1990年代以來發生的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學術轉向，致使中西馬的一大批有潛力的學者紛紛離開有爭議的思想領域而轉入經典文本學的研究，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和美學界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些年來，經典詮釋和重讀之風仍然持續勁吹。
應該肯定，這種重學術經典的研究路向也產生了一批較為豐碩的學術成果，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提升了哲學研究的學術含量。但是，在這種“回歸文本”的潮流中，也產生了某種把學術研究和現實關照對立起來的偏向，以至有些學者提出了“離開文本的學術就是偽學術”的觀點。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離開思想的文本解讀，“我們可以從文本解讀到什么? 倘若沒有對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的分析，沒有對思想呈現的時代的把握，所謂的文本解讀只能是‘為思想做注腳’，所謂的‘還原本真思想’也不過只是解讀者的一廂情愿，‘一千個人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⑩有的學者針對西方哲學研究中存在的這種偏向以科學哲學為例指出：“總體來看，國內科學哲學研究之所以更多地是‘照著講’，主要還是缺少理論自信，不能大膽地進行問題研究，導致只能亦步亦趨地‘拾他人牙慧’。而破解這一困境的出路還在于盡早培育出一批具備足夠自然科學知識積淀，且長于內在性哲學分析而又敢于‘獨立門戶’的科學哲學研究群體。”
可喜的是，近幾年來這種狀況開始發生變化，至少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在2015年全國黨校哲學年會上，與會專家一致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是在經典文本和現實邏輯兩個維度的互動中實現的。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文本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現實邏輯維度相對而言仍是短板。哲學研究者應走出象牙塔里的概念哲學，去研究概念背后的社會現實。有些學者還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是深入到社會現實當中去，在經典與現實的對話中實現“視域融合”。講漢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更要研究當今中國社會現實，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中國理論、中國經驗。不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應該如此，中西哲學的研究也應該這樣。2015年春節前夕，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會同北京大學儒學研究所、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一起，舉辦了為期三天的“經典、經學與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的一大亮點是從詮釋學的角度看傳統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其中頗有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最新動向。在此次會議上，有些學者就提出了“中西互詮”、“綜合詮釋”的觀點。有學者指出：“現當代詮釋學的最大特點是綜合性，一個研究專題，往往涉獵到各個不同的層面，有詞語訓詁，也有義理疏證；既有歷史辨證，也有時代前瞻；既不忘古老智慧，也面對時代課題。這一‘研究的自覺’，往往在詮釋上獲得了一種別開生面的自由。”
中西馬哲學的對話和會通
關于中西馬的對話和會通是一個老話題，恐怕在1912年北京大學首開“哲學門”的時候就存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屬于西方哲學的范疇，但其來到中國之后，就有一個與中國哲學對話和融通的問題，其自身也要與其他西方哲學流派特別是現當代哲學進行對話和交流。中國傳統哲學因其未曾接受過近現代科學的洗禮而有一個自身現代化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必然需要學習和借鑒西方哲學的合理內容。而西方哲學也不是封閉的，它也有一個向世界其他哲學開放和交流的問題，特別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更應該立足本民族的社會現實和文化傳統，在學術上積極開展與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交流和對話。
實際上，不同學派、不同民族哲學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交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盡管它們之間也會發生文化的沖突和矛盾，但一般來說，這種沖突和矛盾也是在交流和交融中產生的，并且必然會在進一步交流和交融中得到不斷解決。在我國的哲學研究中特別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后這個問題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改革開放前，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研究，都一律照搬前蘇聯哲學版本的模式，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和形而上學“兩個對子”為線索，以政治觀、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歷史觀為模版，對其進行“裁剪”和“粘貼”。這種做法，不僅剝奪了各個學科的學術自主性，使其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對話變得不可能，而且也從根本上束縛和扼殺了學術自身的活力，使正常的學術研究變得不可能。
這種狀況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有了根本的改變。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幾乎不約而同地開始打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二值對立，從其哲學演進的內在邏輯來說明中西哲學本身的發展，從而以一個獨立的平等的態度來與其他哲學進行交流和對話。
從這些年來中西馬之間所開展的對話和會通來看，各個學科進展是不平衡的。為了擺脫被邊緣化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些學者從個體的處境出發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不少中青年學者開始轉向主要從事政治哲學、文化哲學或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有的兼涉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分析哲學或中國傳統哲學，力圖在自己的研究中，把中西馬切實地貫通起來。一般來說，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者大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哲學原理比較熟悉，因而能自由地出入于二者之間。在我國學界，一些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者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學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哲學原理具有較深厚的功底。但總的來說，中西之間由于其學科性質和研究范式具有較大的差異，二者之間的理解、對話和交流并非易事，因而存在著一定的障礙。在西方哲學界，至今還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更遑論對話和融通了。好在經過這些年的討論，大多數學者不僅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而且對于其如何實行對話和會通的路徑和方法進行了探討。例如，趙敦華認為，實現中西馬之間的交流，“并不是要求一個哲學工作者精通‘中西馬’的全部知識，而是在研究本專業具體問題時應有其他學科的視野，比如，研究中國哲學的某一概念或觀點，要知道與此相關的西方哲學觀點是什么。”他還指出，“要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傳統哲學，用發展了的眼光來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也需要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待西方哲學，努力把西方哲學的優秀成果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建設面向中國、走向世界的當代中國哲學。”謝地坤認為，通過“中西馬”哲學對話，可以扎實解決當前中國乃至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果哲學對話僅僅在觀念王國中，范疇與范疇、概念與概念，思想可以復制可以延伸，但難有以現實問題為依據的新的創造。而哲學的民族特色，表現在這個民族的哲學所探索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學問題之中。”
從2015年發表的成果來看，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論著是關于中西馬比較的，因而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例如，先秦儒典與《圣經》、莊子與柏拉圖、法藏與胡塞爾、西方生活哲學與孔子生活哲學、費爾巴哈人本觀與中國民本主義、盧梭與老莊自由哲學、老子的道論與馬克思哲學、張載與福斯特自然觀、康德與馬克思啟蒙思想、馬克思與迪爾凱姆和韋伯的理論范式、老子與馬克思異化觀等。至于對同一個問題或論題從中西馬的不同視角進行考察和探討，則更多地滲透和體現在大量的論著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在哲學大眾化的問題上，中西馬都取得卓有成效的業績。繼王偉光主編的《新大眾哲學》（七卷本）于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手推出之后，教育部所實施的哲學社會科學普及讀物項目于2015年又推出了《〈實踐論〉淺釋》（陶德麟著）等多本大眾化的普及讀物。在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民間儒學如火如荼，并且形成了民間儒學與學院儒學良性互動的局面。西方哲學界也明確地提出了“西方哲學的大眾化”。趙敦華就指出，西方哲學的大眾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現在“國內外哲學界總有一些人，非要把哲學道理講得讓人聽不懂，以顯示學問的高深奧妙；或講得使人似懂非懂，讓聽眾自愧不如，甘拜大師”，這是故作玄虛。由此可見，在諸如“大眾化”這樣的問題上，中西馬能夠達成如此共識，并通力合作，應該視為中西馬實現對話和會通的一個典型事例。
中國哲學當代形態的建構和走向
在當今時代，后現代主義所奉行的解構主義風行于學術界，學者們熱衷于“細小敘事”的研究，對形而上學的“宏大敘事”懷著一種本能的拒斥心態。這種思潮對中國哲學界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只要我們瀏覽一下這些年來每年公開發表的數以萬計的哲學成果，我們就可以看到，研究細小的具體問題的論著占絕對主導地位。
無疑，后現代這種主張研究具體現實問題的傾向，對于破除哲學脫離生活的抽象思辨和經院作風，使之貼近和進入每個人的心靈和生活世界，具有正向的積極意義。但是，物極必反，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沉溺于碎片化的研究之中而放棄對于形上體系建構的追求。正如余敦康所指出的：“每個時代有體系，這是制造體系的時候。20世紀30年代，就是搞體系的時候，很多體系出來了，有胡適的、有馮友蘭的、有熊十力的、有梁漱溟的，慢慢地搞體系，那是30年代的時候。”可是，后來哲學就沉寂下去了，而現在適逢其時，才是搞體系的時候了。
一個時代哲學的繁榮與否，既取決于是否具有允許和倡導多樣化哲學體系及其學派并存和競爭的社會條件，又表現在是否實際存在這種“百花齊放”的多樣化局面。沒有體系和學派之間的共存和競爭，哲學就無法從這種內外在的處境條件中獲得自我發展的動力源泉，就必然導致哲學的自行衰敗乃至消亡。這是一條被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了的哲學發展和繁榮之道。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哲學創新和發展的環境條件日益得到改善，學派競爭和學術爭鳴的局面逐漸形成。例如，這些年來，在中國哲學界，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新左派思潮等都有表現，并初步形成學派。根據郭齊勇的看法，中國大陸儒學復興的一個標志，就是以李澤厚、湯一介、張立文、蒙培元、牟鐘鑒、陳來等一批著名學者對儒學體系的新思想和新建構。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相對滯后，這主要表現為：考釋多于建構、分析多于批判、論證多于反思、承續多于創造、“照著講”多于“接著講”、“我注六經”多于“六經注我”、文本的視界多于主體的視界。這些都成為制約當今中國哲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今中國哲學（包括中西馬哲學）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性變革的重要時期，欲實現其根本性的突破和發展，一方面有賴于改革的繼續深化和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從而為哲學的發展創造更自由寬松的環境條件；另一方面又有賴于從事哲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們的主觀努力和創造性勞作，從而為社會奉獻更多的精品力作。這既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未來走向，也是其希望之所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建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AKS002）
【注釋】
①［德］黑格爾：《歷史哲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76頁。
②《哲學研究》，2015年第9期。
③《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第4期。
④《黑龍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
⑤⑦李昕桐：“在理論與現實之間—‘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綜述”，《求是學刊》，2015年第9期。
⑥朱輝宇：“2015全國黨校系統哲學年會召開”，《光明日報》，2015年9月16日第13版。
⑧謝地坤：“西學東漸與現代中國哲學”，《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⑨江怡：“中國哲學研究在國際哲學中的影響和困境”，《哲學動態》，2014年第2期。
⑩王海峰：“中西馬會通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
易顯飛：“新中國成立后西方科學哲學的中國化：歷程、問題與啟示”，《自然辯證法研究》，2016年第1期。
王紹培：“從詮釋學的角度看儒家經典”，《深圳特區報》，2015年3月19日第B07版。
趙敦華：“中國的西方哲學的任務和問題”，《哲學動態》，2014年第1期。
郭齊勇：“近年來中國大陸儒學的新進展”，《廣西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余敦康，干青松：“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體系性的哲學”，《東吳學術》，2016年第1期。
責編/張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