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濫成災的網絡謠言

互聯網的虛擬性和隱匿性為謠言的制造和傳播開了方便之門。2015年8月31日京華時報報導：一些網民圍繞股市波動、天津港爆炸事故等重大突發事件，在互聯網和微博、微信大肆編造傳播謠言，如“某中央領導親屬在香港惡意做空股市”、“天津港爆炸死亡1300多人，附近居民小區一個活口沒剩”等謠言。網絡造謠者蓄意蠱惑人心、誤導社會公眾，引發社會恐慌，擾亂社會秩序和金融市場秩序。

互聯網上既有大量真實表達民意的聲音，也有大量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蓄意制造的謠言。一些人出于各種動機和目的制造網絡謠言，這些謠言的主要發生地在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虛擬社交場所，同時，有些平臺類網站的媒體人只顧吸引讀者眼球而不顧客觀事實的考證，也將謠言第一時間轉發出來。這些社交網站、微信、微博又正是大數據輿情研究的最重要數據來源，蓄意制造并以病毒式傳播的謠言無疑對輿情研判構成了強烈的干擾。

互聯網的偏態傳播特性

所謂偏態傳播，指關于同一對象的不同方面的信息在互聯網上的傳播能力和傳播效果存在差異，某些方面的信息的傳播范圍、傳播速度以及形成的社會影響力明顯大于其它方面的信息。在這一問題上，“交警下跪執法”事件可作為典型案例。

2015年8月28日，河北邯鄲市兩名交警在執勤時，查獲一名涉嫌酒駕的駕駛員，在隨后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該駕駛員采取四腳朝天躺在馬路上、威脅要在機動車道上撞車等行為，糾纏阻撓民警執法。其母親為了達到免予處罰的目的，當街下跪、抱住民警大腿，引起過路群眾圍觀，最后兩名交警也不得不隨之下跪。當天，“邯鄲交警與市民街頭對跪”的信息和圖片在網上瘋狂轉發，引發熱議。①

實質上，警察跪的不是無理糾纏的大媽，而是互聯網偏態傳播的殺傷力。近些年來，一些爭議性事件在網絡上持續發酵，影響了警察的公眾形象。盡管網絡上也有很多關于警察的正能量事件，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交警已成為“互聯網弱勢群體”。關于他們的正面信息，在互聯網上的傳播力低于負面信息的傳播力。

在互聯網世界里，比警察更“弱勢”的還有城管。城管在互聯網里已經被定格成了冷酷無情、蠻不講理、暴力執法的代表。近幾年來，城管打商販的圖片、視頻屢屢風靡微信朋友圈，而商販打城管、城管在嚴寒中鏟雪開路的消息卻很少有人動一下拇指轉發出去。經過一定時期的偏態傳播，城管已經到了想翻身都不容易的地步。

偏態傳播除了會給大數據輿情研究制造障礙，同時也會給輿情引導帶來困難。

不請自來的民意偽造者

互聯網污染的低成本和偏態傳播特性正被某些人和某些勢力所利用，甚至某些國家已經把互聯網作為插手他國政局的重要工具。2009年，當伊朗大選引發政局動蕩時，美國抓住機會，利用“推特”引導輿情，發動了一場“互聯網戰爭”。當時，200多萬條信息被50多萬人發送出伊朗，高峰時，每小時有20多萬條關于伊朗游行集會的推特信息被發布，這些帶有明確傾向的信息迅速傳遍世界，激起強烈反應；然后，這些反應又通過互聯網反饋到伊朗，使伊朗的抗議者覺得自己獲得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支持。在這種具有明顯導向性的輿情鼓勵下，伊朗發生了更大規模的騷亂，社會動蕩由此加劇。②

有分析稱，從2009年的伊朗大選到中東多國的政治動蕩，美國看到了利用互聯網改變他國政治走向的可能性。作為世界上首個引入“網絡戰”的國家，也是將其首次應用于實戰的國家，美國一直在利用互聯網的壟斷地位追求自身利益。③

如果美國的目標并不在于推動全球范圍內的“互聯網自由”，而在于通過推動“有區別的互聯網自由”，強化自身在網絡世界的主導權，在秘密控制中，對網絡媒體進行暗中引導和操縱；如果美國軍方的“網絡水軍”成為這種“偽造民意”的始作俑者，其他國家、機構組織甚至私人企業很有可能紛紛效仿，讓偽造的網絡聲音越來越大，真實的網絡民意將淹沒在一片謊言的叫囂之中。

大數據輿情研究的關鍵

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于掌握龐大的信息/數據，而在于通過對信息/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來實現其價值。大數據的專業化處理需要具備硬件和軟件兩方面的條件。在硬件方面，主要是云計算平臺等計算資源的配備，這些工作都已經不存在技術障礙。隨著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政府大力推動“互聯網+”行動，中國很快就將擁有極為豐富的計算資源。而軟件方面的工作進展卻相對滯后，很有可能成為諸多領域的大數據應用的瓶頸。

如前所述，前所未有的信息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污染，這是大數據晴空中飄來的烏云。虛假錯誤信息的泛濫、網絡謠言的滋生和傳播、偏態傳播特性的客觀存在、民意偽造者的暗地操縱，使數據源受到污染，并且在某些方面污染還將越來越嚴重。大數據輿情研究從起步開始，就必須要面對這些敵人。大數據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價值密度低—還將越來越凸顯，從互聯網上獲得有價值的輿情信息不是越來越容易，而是越來越難，這大大提高了輿情數據專業化處理的難度。

就大數據輿情研究而論，數據專業化處理的關鍵在于數據挖掘和數據分析的水平，它們決定數據加工的質量。當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漢語語境下對不同屬性、不同類別的輿情數據進行有效的挖掘和分析；同時，除了語義識別、情緒識別等功能之外，數據挖掘、分析工具還需要有很強的“抗污染能力”和“真偽識別能力”，因此這項工作將極具挑戰性。目前對于輿情挖掘和分析模式的研究還處在摸索階段，相關工具的開發也只是剛剛起步。可以預見，輿情挖掘和分析工具的研發是未來幾年的重點攻關方向。

互聯網時代的輿情引導

互聯網輿論生態的變化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傳統的輿情監管和輿情引導方式在控制、治理網絡污染、凈化網絡生態上已經難以奏效。虛假、錯誤信息的數據源數量龐大且釋放速度快，無法一一清理；網絡謠言的蓄意制造者具有很強的隱蔽性，靠一般手段難以在偌大的網絡世界中及時找到；“民意偽造者”更是將較為缺乏透明度的社會領域和弱勢群體作為切入點，利用認知偏見來操控受眾心理，具有極強的欺騙性和誤導能力。這些污染信息借助互聯網突破時空限制的強大傳播能力，其傳播范圍之廣、傳播速度之快已與前互聯網時代的口口相傳不可同日而語，在龐大而復雜的網絡空間中也難以及時堵截；而互聯網的偏態傳播特性，又極有利于某些精心編造的謠言和蓄意偽裝的民意通過社交網絡進行病毒式擴散。

這些因素的存在，使網絡輿論極不穩定，而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網民其實比較少，大多數網民對于事件的態度往往隨媒體報道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容易被錯誤引導。在社會熱點事件發生時，一旦網絡輿論失控，激起網民的非理性和極端化情緒，容易造成網絡社會感應，形成“廣場效應”：參與的個體愈多而且群體的力量愈強時，堅決離群的行為也就愈少。在一個群體中，有意識的個體會很容易喪失，而代之以無意識的群體，理智的聲音會迅速被淹沒，甚至遭到圍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迅速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互聯網的蟻聚效應和蝶翅效應可能會從虛擬世界擴展到現實世界，釀成公共危機事件。這類事件一旦爆發，就必須消耗巨大的社會成本來化解、平息，事后還將留下持久的甚至是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

互聯網時代的輿情引導，繼續采用一些傳統方式如控制污染源、堵截傳播渠道等是有必要的，但僅靠這類傳統方式是遠遠不夠的，會陷入疲于應付的被動境地，所以還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就像用殺毒軟件來消滅病毒軟件一樣，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來解決互聯網的問題。

對于輿情易發多發的領域、偏態傳播效應明顯的對象，要主動先行一步，利用互聯網的傳播優勢推行信息公開。

在社會熱點事件引發輿情波動時，要迅速應對，防止互聯網的偏態傳播對群體非理性情緒推波助瀾。權威部門可通過手機客戶端、微博、微信等多種渠道，將真實信息快速推送給受眾，促使輿情反轉。

至于根本解決之道，則是要打造有權威、有公信力的網絡媒介，削弱虛假錯誤信息的影響，與謠言制造者、民意偽造者爭奪輿論引導權，抑制互聯網的偏態傳播效應，促進網絡輿論回歸理性；深入研究“網絡戰法”，提升國家對虛擬世界的管理能力。

【注釋】

①“邯鄲交警跪地執法”，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8/29/c_128178040.htm。

②參看由國防大學等推出的紀錄片：《較量無聲》。

③“美國建‘網絡水軍’混淆視聽”，《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03月24日06 版。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