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朱 力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朱志玲

【摘要】社會心態作為一種動態社會心理現象，是社會變遷的反映。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公正失衡以及其他諸多社會問題導致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慮、社會怨恨情緒等負面社會心態凸顯。近兩年來中央加大社會治理，一系列重大舉措的出臺對社會心態產生了重大影響。未來民眾的不公平感、官民對立情緒、社會怨恨情緒將會穩中有降，高強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體行為會逐步減少。貧富對立依然會存在，網絡中的批評、指責將會成為常態。

【關鍵詞】社會心態　特點　趨勢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①作為一種“與特定的社會運行狀況或重大的社會變遷過程相聯系的‘動態社會心理現象’”②，包括社會心態在內的社會心理的變化是社會變遷的一部分，同時又是社會變遷的反映，社會心態是社會心理現象中最為變動不居的部分，社會現實的變化會在較短的時間內首先通過社會心態表現出來。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于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中，人們的價值觀、社會態度、社會情緒也隨之發生了多重轉變。近兩年來，新一屆中央政府加大了社會治理力度，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2015年以來，新《環境保護法》的實施、《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的施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的召開、持續性強力反腐等等重大舉措的出臺，不僅帶來了社會現實的諸多變化，也導致了社會心態的變化。

近幾年來社會心態的特點

社會公平感較低。近幾年來，在利益快速分化的背景下，民眾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不公平感。據課題組在四省六市進行的一項社會心態調查結果顯示③，九成以上（94.4%）的被訪者認為當前的貧富差距太大，超過一半（50.2%）的被訪者覺得自己當前的收入不合理，人們對當前社會的公平度認知均值低于中等水平。客觀的說，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的物質財富大幅度增長，絕大部分民眾都從改革開放中獲益，財富絕對值或多或少有所增長。不公平感主要是基于對財富絕對值增長幅度的比較而產生的。基于比較公眾產生了相對剝奪感和不公平感。這種感覺不是由擁有的財富絕對值決定，而是由與別人比較后產生的差異決定。由于資源和機會在社會不同人群中的制度性配置不均衡，少部分人利用這種制度性便利甚至是通過非法手段在短期內快速積累財富，成為了處于金字塔頂端的人，而大部分人則處于不利的一端。

調查顯示占比最多的農民、農民工、國企下崗工人、失業人員等，報怨貧富差距過大；中等以及中上收入群體，公平感最低，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有更高的社會參照群體，有更敏銳的社會洞察力，有更強的相對剝奪感。因此，雖然財富的絕對值在提升，然而比較之下，除了生活于社會金字塔頂端的權力、富裕階層外，其他各職業階層、各收入階層，均存在著程度不一的不公平感，這是當前很多社會負面情緒的源頭。

不安全感、不可信任感等負面情緒彌漫。近幾年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導致多種社會負面情緒蔓延。首先是強烈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來自多方面。近些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劣質奶粉、毛發醬油、石蠟火鍋底料、蘇丹紅、瘦肉精、毒大米、地溝油等等，所涉范圍之廣，影響之深，惡果之重難以想象。中國游客買空國外奶粉貨架正是折射了這種食品安全危機。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嚴重的環境污染威脅著民眾的健康。廢氣、廢水、廢渣的大量排放，給空氣、水及土壤造成嚴重污染，霧霾揮之不去、癌癥發病率升高，這些在帶給人們深深思考的同時，也帶給人們深深的不安全感。職業領域的快速更新以及激烈的競爭，尤其是2014年開始顯現的倒閉潮、失業潮給很大一部分人帶來了就業壓力，對職業穩定性的憂慮沖擊著人們的安全感。對于富人而言，對未來的不確定還伴隨著對個人財富安全的擔憂，移民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權力、富裕階層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轉移由社會問題帶來的風險，并降低由這種風險造成的不安全感，而普通民眾只能被動承受和忍耐。

除了不安全感彌漫外，當前社會中的低度信任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社會心理現象。多項研究結果顯示，人際間的不信任在不斷擴大，尤其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度更低。其次還體現在群體之間。官民對立的基礎之一即是民眾對政府組織的信任度降低。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民眾對中央政府還保持著較高的信任度（信任度均值3.96），但是對縣鄉基層政府組織的信任度極速下滑（信任度均值3.14），以至形成了當前“央高地低”的級差信任格局。民眾對警察組織（公安法院）的信任度也較低（信任度均值3.25），只比縣鄉基層政府組織的信任度略高，這既是警民關系緊張的根源之一，也是表現之一。除此之外，民眾對房地產、餐飲、旅游等商業組織的信任度更低。低度信任會加大社會內耗，增加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成本，并且極易造成社會沖突。

較普遍的無能感。調查結果表明，有近一半的被訪者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處理當下自己遭遇到的各種利益損害和生活挫折；也有近一半的被訪者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來，沒有能力讓未來的工作和生活按照自己的計劃順利發展。并且，這種無能、無助、無力感有顯著的階層差異，主要集中于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職業階層以及低主觀階層群體。無能感其實是人們無力應對生活中遭遇的各種矛盾、問題和挫折，不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而出現的一種無可奈何、對未來喪失信心的狀態。

一般而言，人們在生活中遭遇利益損失、問題以及挫折時總是會盡力想辦法去進行補救。對于處于社會金字塔頂層的權力、富裕階層而言，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用來應對生活中的變故，轉移風險，因此無能感較低。但是對于普通人來說，沒有能力調動足夠的資源來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無能感比較容易產生。但是現代政治民主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社會制度應當賦予民眾進行自我救濟的能力。如果社會提供了暢通有效的利益表達、利益調節、利益均衡機制等制度化救濟渠道，即便在生活中遭遇了利益損失和生活挫折，但對于改變現狀、獲得公平對待，人們還是充滿希望的。如果制度化救濟渠道堵塞，無論人們怎么努力也無法改變現狀時，無能感就產生了。無能感就是從多次的碰壁、推諉、無奈、死心中產生，是一種無可奈何、無能為力的感覺，也是無望的起點。普遍性的焦慮情緒正是起源于這種無能感，人們無法應對生活中的種種不公平和不安全，也無法應對現實生活的壓力。

官民對立貧富對立情緒較突出。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以及焦慮情緒的長期積聚，最終將發展為強度更高的社會怨恨情緒。流淌在民間歌謠和笑話中的不滿、網絡空間中怨恨式批評甚至謾罵、宣泄式集體行為等等都是社會怨恨情緒的諸種外在表現形式。社會怨恨情緒在本質上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情緒對立，當前這種群體之間的情緒對立較為突出的表現在民與官、貧與富之間。民眾對官員群體形成了較明顯的社會刻板印象。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普遍認為“權力腐敗”是貧富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權力腐敗”同樣是當前最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同時，多項社會調查表明：民眾認為黨政干部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④民眾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平進行了外部歸因，且歸因于官員群體的權力腐敗，形成了較明顯的社會怨恨情緒。且此種怨恨情緒不僅僅指向腐敗官員，更擴展到了對一切官員乃至整個公務員群體不加分辨的不滿和仇視，產生了暈輪效應。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不滿和怨恨不僅表明怨恨對象范圍的擴大，還代表著怨恨程度的加深。

相比對官員群體的態度，民眾對富人群體總體持有分辨而理性的認知，對依靠自己的能力合法致富者持有贊賞和肯定的態度，但是對那些通過“錢權勾結”的方式，通過弄虛作假、坑蒙拐騙的方式，以損害民眾的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積累財富的無良商家以及無節制炫富、為富不仁、視人命如草芥的富人則持有較鮮明的不滿情緒。仇官和仇富是當下社會怨恨情緒的核心，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情緒對立和沖突會帶來較大的社會張力，給社會秩序造成威脅。

主觀階層意識決定民眾的認知和情緒。客觀社會階級（階層）是指基于職業、收入、教育等客觀指標對社會階級（階層）進行歸類所形成的階層類別；主觀社會階級（階層）是對社會地位歸屬或階層歸屬的一種自我認知和認同。近些年的多項研究成果表明，主觀階層意識是影響人們態度、評價和情緒的最顯著因素。主觀社會階層越低，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慮情緒、怨恨情緒越強。這就意味著在當前社會中，真正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的并不是按照收入、教育、職業等客觀標準劃定的客觀階層，而是在社會比較中認為自己處于社會底層或中下層的人群。客觀社會階層與主觀社會階層不存在絕對的對應關系。決定客觀社會階層地位的是教育、收入、職業等客觀標準，而決定主觀社會階層地位的則是與參照群體比較中感知到的落差。

人們選擇的參照群體不同，在比較中感知到的落差不同，對自身所歸屬的主觀社會階層就有不同的認知。在我們進行的一項以“失業者、半失業者、乞丐、拾荒者等”社會底層群體為對象的訪談中⑤，較多的被訪者表示平時接觸不到有錢人和官員，選擇的參照對象是“吃不飽飯的人群”，因此，多數被訪者的主觀社會階層集中在“中下層”，部分選擇“下層”，還有少量選擇“中層”。而那些在客觀社會地位上屬于中層的人群選擇的參照對象往往是更高的階層，對比中往往降低了自己的階層認同。這大概是當前社會中存在明顯的階層認同下移，出現普遍的底層認同的原因。普遍的底層認同影響著人們的認知、態度和情感傾向，也是當下社會出現較明顯的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慮和怨恨情緒的主要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