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觀而言，學歷要求是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對人才文化素質的某種“量化”，即所謂“干部知識化”的學歷量化。這就自然導致高學歷作為一種文化知識的外在量化標志，成為決定官員能否提拔任用的重要“知識化”基準或加分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官員扎堆兒搶占學歷高地的原動力。

【關鍵詞】官員   高學歷化  學歷結構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魚龍混雜，官員高學歷化背后的隱憂

基于我國干部選拔制度，絕大多數官員都是通過層層選拔、逐級晉升的精英人才，智商絕不輸給一般人，讀書并非難事。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那些正值事業中天且事務繁忙之時的官員們，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學歷教育所必修的課程呢？其學位論文又是否為自己點燈熬油寫出來的呢？再加上官員們本身就在一線拼殺，這就自然導致人們對官員在校就讀時間和必要的學分獲得，以及官員的學位論文是否親自完成等方面的質疑。這也難怪有人質疑官員學歷證書的含金量甚至真實性。

事實上，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官員高學歷化帶來的可能是誠信問題。因為，學位論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獨立完成”，并要在論文的特定頁面簽署原創聲明，以確保其真實性。如果論文不是自己點燈熬油一字一句寫出來的，而是由他人操刀代筆而就，卻在論文“獨創性聲明”中簽上自己的名字，嚴格而論就是典型的學術造假。若再考慮到權位與實際撰寫者的關系，則可能涉及權力腐敗，就學術而言則是徹頭徹尾的學術不端。由此上溯至官員的工作性質，則更可觸及官員為政的誠信問題。這顯然是官員高學歷化背后的一種隱憂，不得不引發人們的關注與思考，且須嚴肅對待。

看待官員高學歷不可以偏概全

盡管官員高學歷化背后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然而對于這種現象也應理性對待，熟視無睹顯然不利于凈化學術和教育環境，也不利于公平公正地對待教育資源分配，更會助長官員追求高學歷而帶來的諸多問題。但是，妖魔化官員高學歷現象，顯然也不符合客觀理性的標準。

首先，看待官員高學歷不可以偏概全。不可否認，一些官員追求高學歷的確是出于功利心態抑或“面子工程”，學習期間甚至出現代學代寫現象，沒有正確認識學歷教育的基本規律，更未重視學歷教育的嚴肅性，這部分人古今中外皆而有之。但是，我們必須理性地看到，也有一些官員確因在實際工作中感到知識陳舊匱乏阻礙制約了工作質量提升，因此有意通過提高學歷來拉動自己的學習意識，增加新知識的攝取儲備，這屬于自我加壓。同時，在學習過程中，他們也確實能夠排除各種干擾，努力協調好工作與學習關系，在工學之間尋求最佳平衡，既最大限度地減少學習對工作的影響，也盡可能不因工作而干擾應有的學習計劃，最終做到工作學業雙豐收。因此，因為一部分人而徹底將所有官員在職攻讀學位視為不當行為，以點帶面、以偏概全，甚至將其妖魔化，這不符合看待和認知事物的客觀性。

其次，導致官員追逐高學歷并形成官員群體高學歷化是干部任用制度設計不夠科學所致。應該說，官員們之所以對獲得高學歷趨之若鶩，是干部任用制度設計客觀要求帶來的結果。21世紀初，碩士和博士甚至成為招收國家公務員的必備條件，而其中博士甚至成為司局級干部選拔的優先條件。這種對“干部知識化”的高要求，客觀上導致一些學歷偏低官員確實對在未來職務晉升中的“劣勢”前景感到擔憂，唯恐其成為阻礙晉升的短板，從而選擇提高學歷層次。客觀而言，學歷要求是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對人才文化素質的某種“量化”，即所謂“干部知識化”的學歷量化。這就自然導致高學歷作為一種文化知識的外在量化標志，成為決定官員能否提拔任用的重要“知識化”基準或加分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官員扎堆兒搶占學歷高地的原動力，致使一些官員千方百計地去“混”學歷特別是“混”高學歷。因此，這種干部任用制度設計上的不盡科學導致的官場氛圍，不能將賬都記到那些追求高學歷的官員們身上，因為這同樣不符合看待和認識事物的客觀性。

實事求是，官員應樹立正確的學歷觀

從古今中外的實際情況看，高學歷并不百分百地代表著高智商，特別是高能力。因此，若要不使追求高學歷成為官場升遷的明規則亦或潛規則，至少要在對學歷的認知和制度設計上做到客觀理性。

首先，組織上應在官員選拔任用的制度設計上摒棄簡單的“學歷高則優”理念，確立官員選拔任用中的正確學歷觀，即理性客觀認知學歷與能力的關系，并體現在實際行動中。盡管學歷與能力在一般情況下是成正比的，但萬不可將兩者絕對化。眾所周知，學習能力與工作能力、研究能力與實踐能力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正所謂術業有專攻，理論來源于實踐。一些盡管學歷較低卻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官員，并未影響其成為某些領域的專家或優秀的創業者和管理者。新中國歷史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國家領導人幾乎都不是高學歷，但并未影響其成為叱咤風云建功立業的優秀領導者。因此，組織在官員選拔任用制度設計上，應實事求是地科學認識學歷與具體工作能力的辯證關系，從源頭做起，不至使官員因不科學的任用制度設計而成為對高學歷“目的不純”的追求者。

其次，為官者應理性看待學歷問題，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待自己的學歷，確因工作繁忙而無法入校獲取更高學歷者，應通過自學和豐富的實踐感悟與總結，提高自己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向實踐要知識，從實踐練能力。而如果確實感到需要通過院校的系統科學學術訓練來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學歷層次者，則須在工作和學習之間構建應有的平衡，甚至有所取舍，要以“磨刀不誤砍柴工”的理念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名學生并努力做名好學生。待學成歸來，再次出征，等待組織的考察和任用。否則，就要將精力放在本職工作上，以扎實高效的工作來展現自身價值，而非靠一紙文憑來做皇帝的新裝。

此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一些知名高校深感當今博士學位的含金量變低而受到社會的廣泛詬病，已影響到學校聲譽，遂于2011年取消了招收在職博士生的制度。一些高校對于博士生的招收條件和考試也愈加嚴格，從而導致一些官員望而卻步，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官員“混”學歷的幾率。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也應在官員提高學歷問題上做到實事求是、公平公正，即：不能為官員提升學歷妄開綠燈而降低標準，在入學考試、教學培養和畢業考試等各個環節均需一視同仁。這樣，既維護了學歷競爭的公平，也維護了學術本身的嚴肅，更維護了學術殿堂的尊嚴；既不給官員學歷腐敗提供溫床，也不給學術腐敗提供機會。

（作者為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執行所長，教授、博導）

責編/高驪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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