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與《呂氏春秋》

呂不韋本為趙國富商，往來販賤賣貴于趙、韓。由于機緣巧合，在邯鄲街頭，呂不韋偶遇秦質子子楚。其時秦趙交惡，子楚客居趙國都城邯鄲，頗為狼狽，但呂不韋認為子楚“奇貨可居”，遂以其財資助子楚，并親自攜巨資赴秦為其游說華陽夫人，終使子楚立為太子。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為秦莊襄王。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三年后莊襄王病故，立太子政為王，尊呂不韋為相邦，號曰“仲父”，專斷朝政。

呂不韋任秦相期間，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并六國的事業有重大貢獻。后因嫪毐集團叛亂事受牽連，被免除相邦職務，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復命讓其舉家遷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鴆而死。

呂不韋不僅在政治上有作為，他在秦國的思想文化方面也做出了貢獻。他曾組織門客編纂著名的《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此書匯合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稱“雜家”。此書不僅是各家思想的體現，也可以說是呂不韋在相國任內的一部施政大綱，其中表現出了他對儒家思想濃厚的興趣，他推崇孔子的仁孝思想，對孟子提出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也有所繼承。值得注意的是，呂不韋是秦國少有的對于法家持反對態度的政治家，他批判法家刻薄寡恩，反對嚴刑峻法和極端的君主獨裁，主張德治與法治并行，更強調德治的作用。

他的這些思想與當時醉心法家思想的秦王嬴政格格不入。呂不韋強調德政被秦王追求的法家短暫成效所不容，統治思想的不同必然會導致政出多門，令行不一。這正是始終致力于政治、文化統一的秦始皇無法接受的。呂不韋倒臺后，秦始皇發布“逐客令”。正是這種矛盾的爆發，使游士盛行之風也受到了重創。

秦國用人，不問出身，量才而用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都是游士的一種，屬于戰國時期“沒有任何背景的新游民階層”。而所謂“先王之法壞矣”正是因為他們在各國開展變法，使得各國內部階層結構以及國際局勢得到“重組”的體現。這說明每個時代都需要富有創新精神的變革，這與當今國家鼓勵創新的政策不謀而合，我們從實際出發，結合對未來發展形勢的預測進行變革，才能為國家與民族的富強尋找出路。

其次，秦國對外開放程度以及對外來人才的接納程度也與當今我國努力對外開放的政策相呼應。秦國歷史上那些有過重大貢獻的謀士，無論是穆公稱霸西戎時的百里奚、蹇叔，孝公時為秦奠定基業的商鞅，秦昭王時提“遠交近攻”的戰略家范雎，還是支撐秦國文化發展的呂不韋，遑論最終一統天下時的朝廷重臣李斯、尉繚，均是不問出身，量才而用，最終為秦國的一統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總之，秦國開放姿態推動了人才的流入，加速了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變革和創新，這種創新又要求更大程度的開放，因此秦國才能在短短百年統一根基深厚的其他六國。這種開放與創新的精神也是我國今后發展中最重要的發展方向。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李筱藝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②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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