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的悖論與困境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難民潮面前，西方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悖論和面臨的困境也暴露無遺，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歐洲難民危機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與中東國家的國情民情嚴重脫節，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變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認為可以給中東地區帶來正義和幸福的“普世價值”，非但沒有帶來“福”，反而帶來了“孽”。它破壞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間曾經存在的脆弱平衡，導致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坐大，而這一切最終又以難民危機等方式把歐洲一并卷入。國家作為一個有機體，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阿拉伯之春”所改變的最多只是這些國家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諸如教派沖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經濟結構單一等難題，“普世價值”一個也解決不了；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使原有問題變得更為嚴峻了。

    其次，在歐洲難民危機考驗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歐洲主要國家大多曾積極參與推動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卻只想坐收漁利，不想如何承擔難民危機的后果。根據聯合國《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任何締約國在面對難民或避難尋求者的時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將其驅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則”），而是首先要經過一個甄別程序確定難民身份。但是自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歐盟成員匈牙利率先在與塞爾維亞邊境修建藩籬，對硬闖邊界的難民使用催淚瓦斯，后又干脆開放邊境，讓難民自由涌向德國和奧地利，震動了相關國家的政壇。以德國為例，圍繞難民問題的爭論越來越激烈，總理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受到質疑，支持率下滑。雖然歐盟通過決定，要求把已在希臘和意大利登記的16萬難民安置在28個歐盟成員國中，但多數東歐國家表示堅決反對。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而民眾也大多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這樣的民主政治來幫助實現世界所有地區人民的人權？更何況歐洲國家今天的經濟和財政狀況大都不好，自己國內少數族裔的權利問題還沒處理好，又如何指望他們歡迎來自中東地區的大批難民？

    第三，“普世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包容“多元文化主義”。西方“普世價值”派長期以來聲稱他們接受“多元文化主義”，主張不分性別、種族、宗教、語言和信仰，一個國家的所有民眾都應該享受同樣的人權。但這次難民危機中，歐洲多數國家民眾和政府都對來自中東的穆斯林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排外情緒高漲，已導致歐洲政壇右翼勢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義”進一步走衰，這與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價值”主張是矛盾的。其實，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已公開承認，其國內長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隨著“多元文化主義”走衰，“普世價值”的“含金量”已不斷減小。歐洲難民危機進一步深化，將會加劇這個趨勢。

    最后，在歐洲難民危機沖擊下，抽象的“普世價值”理念與西方國家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凸顯。西方多年來一直高調推動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價值觀外交”，展示“民主國家”的“道德優越感”。但在嚴峻的難民危機面前，歐盟內部基于各種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無遺。抽象地談“普世價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識，一旦涉及各自的具體利益，各種矛盾、分歧乃至沖突馬上浮現，這種現象早已存在，在危機到來時更加突出。在這場難民危機中，首當其沖的是早已陷入財政危機的南歐國家，緊接著是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自身困難重重，誰也不愿意為捍衛抽象的“普世價值”去背負巨大的難民包袱。歐洲大國間的矛盾也公開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應為難民潮擔負更多責任，但英、法出于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彈，成了最不愿承擔責任的歐洲大國。成為眾矢之的的還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國。美國以擔心恐怖分子混入國內為由，不愿過多接收難民，與其此前強勢介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見其自身利益遠比“普世價值”重要。這些情形對西方世界也是一個諷刺：與其對外推行抽象的“普世價值”，還不如先在西方國家內部就如何認同“普世價值”達成共識。如果西方自己對踐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都模棱兩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就把“普世價值”放在一邊的話，那還有什么資格對外大肆推廣這些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