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體不當作為造成的安全風險

新媒體賦權使曾經那些遠在傳播權力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數”獲得了空前的權力——在線下社會得不到的自由和權力，即會轉向網絡空間尋找替代性補償；線下社會空間得不到的訴求，轉身走向網絡空間，借助網絡得到聲張。作為對現實社會空間的反叛，網絡空間本能地崇尚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取向可從約翰·佩里·巴洛那篇著名的《網絡空間的獨立宣言》得以體現：“我代表未來要求你們不要管我們。在我們這里，你們不受歡迎。在我們這里，你們也沒有統治的權力。我向你們宣告，我們這里有著自由本身一直宣示的最大自主權。我宣布，我們正在建設的全球社會空間，將獨立于你們想對我們進行的專制統治。你們沒有道德權利來統治我們，也沒有任何可以讓我們真正害怕的統治手段。我們正在創建一個沒有任何特權或偏見的世界，人人可以進入，而不必考慮種族、出身、經濟權力、軍事力量或出生地。我們正在創建一個任何人在任何地點都可以表達想法的世界，不管多么稀奇古怪，都不用害怕被強迫噤聲或整齊劃一。”巴洛這種對網絡空間的宣示帶有典型的烏托邦色彩，因為網路空間若想逍遙于現實世界的羈絆控制還是困難的。網絡空間絕不是一塊“飛地”，假如網絡空間可以任由其行為體恣意妄為，所謂的自由空間是不可持續的。

網絡空間行為體的成分是復雜的，有蕓蕓網民眾生，也有集結成群的組織，比如企業、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教育機構等。即是說，在線下存在的個體或組織，在網絡空間同樣可以存在。問題是，線下的實體社會空間的秩序相對穩定，社會行為體在秩序之網中，一般不能恣意妄為，安全風險不是太大。在網絡空間中，行為體對秩序的認同和遵從，不及線下空間那么安分、有序，安全風險要大很多。不管是出于無意還是故意，行為體的不當行為會帶來安全風險。互聯網空間時常會遭遇包括病毒、木馬、網絡欺詐、不良信息傳播在內的多種威脅。

大國霸權帶來的安全風險

互聯網作為國際政治延伸的新領域，網絡空間的“巴爾干化”①已成為擺在全球社會面前的嚴峻課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先進的技術優勢，在互聯網空間中先下手為強，搶占了網絡空間的政治話語權和游戲規則的定義權，致使互聯網空間政治結構處于失衡狀態。網絡空間已成為許多國家政治、經濟和國防安全的關注重點。2009年，英國推出其首份《網絡安全戰略》，指出網絡空間幾乎涉及所有安全挑戰，應將網絡安全戰略納入國家安全戰略整體框架。2010年，美國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有效遂行網絡空間作戰”規定為美軍“六大關鍵任務之一”。

“棱鏡門”事件之后，世界各國深刻認識到互聯網治理權關乎國家網絡空間安全和核心利益。在網絡空間中，中國同樣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思科公司的業務幾乎涉及網絡基礎設施的每一個角落。據了解，我國骨干網使用思科的設備高達70%-80%，一些超級的核心路由器、國際節點、匯聚節點、通信節點等重要的骨干路由器多出自思科。另外在一些重要領域，比如政府、金融、交通、民航、公安等，也大多使用思科的設備。在互聯網領域缺乏核心技術和議程定義權，就會在系統安全乃至國家安全上受制于人。近年來，中國已經意識到這種被動局面，在內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關鍵措施，意在改變當前互聯網空間的結構失衡格局。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西藏大學特聘教授）

【注：本文為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增進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國際理解與國際傳播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5AZD02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巴爾干化”是指一個地區沒有強大的力量維護該地的所有權，再加上該地區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地位，于是成為許多對象爭奪的焦點而致使局勢緊張。

責編/劉瑞一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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