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年新儒學思潮呈現出“一體兩翼”的發展格局，“一體”即以民間儒學為體，“兩翼”即精英儒學和應用儒學。三者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相互滲透，在新儒學思潮中鼎足而立，缺一不可，它們共同支撐起新儒學思潮在當代中國的“顯學”地位。

【關鍵詞】民間儒學   精英儒學   應用儒學   新儒學        【中圖分類號】B262       【文獻標識碼】A

民間儒學成為新儒學思潮發展的主體

民間儒學在不同地方、針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稱謂，如“大眾儒學”“百姓儒學”“生活儒學”“鄉村儒學”“社區儒學”等。民間儒學既無固定的組織，也無清晰的理論邊界，一切在當代中國所發生的儒學大眾化、草根化、生活化、實踐化的活動以及從事此方面理論探索者皆可稱為民間儒學。民間儒學之所以成為當代新儒學思潮的主體，主要有如下原因：

其一，民間儒學思潮興起順應當代社會發展的趨勢。民間儒學的興起可謂上合天時，下接地氣，中得民心。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速，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成為當務之急。因而，將作為中華文明DNA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接續起來、傳承下去，是時代賦予中國人的歷史使命，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天時”，民間儒學的興起順應了這個最大的“天時”。民間儒學的特點就是使儒學切于尋常百姓的人倫日用，讓儒家思想、道德、禮儀規范變得通俗易懂、暢曉明達，使之成為百姓的行為規范及日常生活的向導，故可以說它下接地氣。民間儒學推動過程中，不少學者從孝親、家庭和睦、鄰里互助等最基本的人間常情、常理入手，喚醒民眾的道德良知，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文化人，易于為百姓接受，因而它深得民心。

其二，民間儒學興起不是個別學者的學術實踐活動，而是由官、學、民、企多方參與和互動，共同構成的文化運動。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儒學進鄉村、進社區、進機關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人文學者或面向大眾編寫儒學通俗讀物，或走出學術殿堂，走進企業、社區乃至鄉村，到百姓中去宣講、推廣儒學。有文化情懷的企業家也參與到這場儒學復興事業中，他們或將儒家理念引入自己的企業管理，或在企業內部將儒家經典學習常態化、制度化，或為“鄉村儒學”“社區儒學”提供資金支持，還有企業家直接投身民間儒學運動中，成為民間儒學積極踐行者與推動者。

其三，民間儒學思潮是當前所有新儒學思潮中影響最大、波及面最廣的思潮。書院、論壇、講堂是儒學傳播的重要場所，在全國主要省、市都有分布。有些地方既辦有全國性論壇，也辦有省級講堂，甚至各地級市、縣、鄉、村都辦儒學講堂。例如山東省推出的圖書館加尼山書院的模式在全省的數量達50多家。這些書院、講堂都為儒學的大眾化、草根化、生活化、實踐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盡到了自己的責任。而書院、講堂的講師、志愿者、義工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方式所做出的努力將民間儒學思潮推向新的廣度與深度。

“精英儒學”學術研究與理論創新取得了新的進展

“精英儒學”也可以稱為“知性儒學”或“學術儒學”，指有儒家信仰的學術精英所展開的儒家學術研究與理論創造活動。

面對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雙重挑戰，如何延續與傳承作為中華民族“獨特精神標識”和“精神命脈”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擺在當代學人面前的重大課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時代賦予當代儒家知識分子新的歷史使命。近一段時期，所謂“和合學”“情感本體說”“情感儒學”“新仁學”“仁本體論”“中國詮釋學”等新理論不斷出現，體現出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創新意愿。這些創新理論雖然不是2015年提出來的，但在2015年這些理論還在持續發酵，其中以“新仁學”和“仁學本體論”兩說在2015年最受關注。

儒家理論體系的創新固然重要，而回應當代社會的理論問題可能更加迫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儒學的關系、儒學與中西文明對話等依然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有的學者指出，不能非歷史主義地爭論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高下優劣，或對其抑揚褒貶。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指導，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既要反對蔑視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虛無主義，又要反對拒斥西方先進文化的保守主義思潮的沉渣泛起；高揚傳統文化并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有機結合，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新探索與努力。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儒家道德體系的關系依然是2015年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許多學者指出，社會主義核心觀與儒家道德觀念可謂異曲同工、一脈相承。社會主義價值觀不能脫離于中華文化傳統之外，而是根植于中華民族的血脈，延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而傳統儒家的鄉約、家風、家訓及一系列的蒙學讀物等對涵養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都有著重要作用。

精英儒學在出土文獻整理、先秦儒學、宋明理學尤其是陽明心學，以及儒學與中西對話、儒學與當代價值探討等領域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進步。

“應用儒學”在爭議中前行

“應用儒學”指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的當代儒學現象，其中包括儒學在政治領域應用的“政治儒學”、儒學在商業倫理中應用的“新儒商”，以及儒學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應用的“新生態觀”等。這里我們重點介紹“政治儒學”與“新儒商”。

“政治儒學”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主要指當代儒者對儒學在政治中運用的探索。包括具有儒家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新康有為主義”，也包括“道統、政統、學統”即“三統并建”說，以及提倡“以民主仁愛為體，以科技法制為用”的“民主仁學”、“中國正義論”、“仁義為體、自由民主為用”，等等。

“政治儒學”在2015年被熱炒，源于臺灣新儒家學者對大陸以公羊學為底色的“政治儒學”的批評。臺灣學者對大陸“政治儒學”的批評，引發一些大陸學者的反批評，而這種反批評同時又引起許多學者對反批評的批評，一時間煞是熱鬧。大陸儒學界大部分學者對所謂“儒家憲政”或標榜為超越西方民主的儒家“王道政治”是不認同的，認為這種政治設計在理論上不合乎原始儒家的內在標準，在實踐上也根本無法落實。

2015年，在“應用儒學”領域，除“政治儒學”廣受學者關注之外，“新儒商”這一話題不僅為學界所關注，更成為社會公共話題。由學者與企業家共同主辦的各種“儒商論壇”、“儒商論域”在這一年度不時出現，儒商精神、新儒商文化、新儒商書院等概念已不新鮮。有的學者指出，最近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開始自覺地發展儒商文化。儒商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他們不僅是企業界的知識精英，同時對世界大勢也特別關注。有的學者指出，企業界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現代意義的儒商，以嚴格意義上的儒商最高標準來論，目前中國的企業家都沒有資格算是儒商，甚至得出儒商在當今中國已蕩然無存的結論。當然，也有學者并不認同這種悲觀的結論，認為儒商是既儒且商，或者說亦儒亦商，說到底就是具備“士魂商才”的人士。只要能做到以德行馭財富，而不是有財富而無德行的“土豪”，就是儒商。在這個意義上，當前中國不乏儒商。

“應用儒學”并不限于“政治儒學”和“新儒商”兩個領域，由于儒學是一種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文化系統，它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社會的不同角落，因而儒學的應用在當代中國是全方位的，在教育、經濟、廉政建設、生態文明等領域都有體現。儒學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它之所以能“顯”，關鍵取決于它的“用”，即它對當代中國乃至當代世界有用。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顏炳罡：《2014年新儒學主流傾向顯現》，《人民論壇》，2015年1月下。

責編/周素麗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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