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緣起與學術回顧

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和任務，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美麗鄉村”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2013年7月，財政部采取“一事一議”獎補政策在全國啟動美麗鄉村建設試點。如今，安徽、福建、廣西、貴州、海南等部分省區均在積極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取得了可喜成績。美麗鄉村建設不僅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載體，也是“美麗中國”在中國農村的重要實踐形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梳理現有的文獻可以發現，2009年和2010年只有零星的調查研究關注浙江安吉縣美麗鄉村建設。2011年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美麗鄉村建設，但多數是個案調查。2013年10月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了“美麗鄉村與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美麗鄉村建設標準、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2014年吳理財等比較了浙江和江蘇四地的美麗鄉村建設經驗，提出鄉村社會個體化阻礙“美麗鄉村”建設等問題，王衛星提出美麗鄉村建設需要處理好政府主導與農民主體之間的關系。上述研究給本文提供了借鑒和研究空間。

當下中國農村社會，農民在日漸功利化的同時，也日益原子化、疏離化。農民不但從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義國家中脫嵌出來，也從地方性共同體、家族、家庭乃至親密關系中解脫出來，日常性生產和生活關系轉變為即時性交易關系。這些從舊有社會性關聯中脫離出來的個體，其行為關照的對象由傳統村落社區、社會主義集體、家族乃至家庭轉變為“靠自己而活”、“為自己而活”的個體自身。農民對村落社區的認同日益弱化，農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漸衰微，村莊的公共輿論日趨瓦解，農民之間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漸消解，村社共同體也處在解體之中，從而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治理和發展難題。而在現實中與農村發展密切關聯的合作社、美麗鄉村、興修水利、修路等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事，又需要農民團結起來一起做。

公共性的培育，不僅有助于“鄉村共同體”的建設，而且也有助于“社會資本”的發展。積極培育農民之間的新集體主義意識和互助合作精神，增強農村社區的內聚力，有助于國家對農村社會實行有效治理。在此背景下提出美麗鄉村建設，其實質上體現了國家重建鄉村社會公共性的內在邏輯。

美麗鄉村公共性建設的困境分析

習近平同志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美麗鄉村視閾下的公共性建設實為探討在一個日漸分化、多元、差異乃至個體化的鄉村社會中何以實現一種新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公共交往、公共服務、公共規則及公共精神是公共生活的五個載體，它表現為共同利益的多元主體之間的平等性、參與性和互助性。

政府主導的困境

美麗鄉村建設具有利國利民的公共性，理應發揮政府引導、規范和協調的作用，引導和動員社會各界、村民參與支持美麗鄉村建設，規范美麗鄉村建設的基本方向。然而，由于農民與基層黨組織或者政府之間缺乏制度性的關聯，農村社會存在參與危機、信用危機以及基層治理泛化或缺位，甚至本應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治理也出現了“真空狀態”，造成了美麗鄉村建設中嚴重的政府主導有余、農民參與不足以及干部出力不落好的窘境。人們常常用“雷聲大、雨點小”和“上面熱火朝天，基層兩眼向上，農民等待觀望”等俗語來形容這些現象，折射出單純以行政手段推動的社區動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性的內生成長。其主要癥結就在于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公共事務陷入了“越是集體的越少有人關注”的自利經濟學陷阱之中。

村民參與的困境

村民是美麗鄉村建設以及新農村發展的主體，他們是各項政策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由于美麗鄉村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無法用強制性的約束力規避村民的“搭便車”行為。村民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低度或象征性參與不僅是傳統鄉村陷落的顯性特征，也是美麗鄉村建設必須規避的“陷阱”。究其原因，其一是公共精神的貧困。如今的農民似乎越來越自利和麻木，自力更生的進取精神和互助合作的集體觀念日趨淡漠。“敢叫高山低頭，敢叫河水讓道”的豪情壯志，可能只是老一輩干部群眾美好而珍貴的記憶。其二是農民合作難。農民善分不善合，農村工作普遍存在開會難、表決難、執行難的問題，即便像美麗鄉村建設這樣關涉農民利益的事情，許多農民也只是一味地等靠要。其三是農民公共意識淡漠。對村莊公共事務、農村公共事業建設冷漠，社會公共規則與公共秩序面臨挑戰，諸如“那是人家的事”的公共輿論，折射出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其四是農村逐步加劇的“空殼化”、“弱質化”限制了鄉村建設主體的能動性和積極性發揮。

生態認同的困境

調查發現，很多新農村建設走的都是“綠色”通道，注重發揮生態優勢，生產生態產品，開發生態資源，發展生態經濟，人們也漸漸領悟到發展與生態密不可分。然而，市場經濟存在的過度趨利性、盲目性等缺陷及忽視人們對道德權利和道德回報的需求，極易誘發農民急功近利而導致惡性競爭和行為畸形。從農民的角度來看，周圍群眾的價值取向、行為準則、社會環境對其產生著影響，這種情境影響成為個體評價和選擇行為的重要“參照系”。一般地，農民比較重視自家的生活衛生，卻不顧及自家門院之外的衛生環境。對于生活垃圾、農業生產廢棄物、鄉村工業廢棄物的治理需求依次變弱，鄉村衛生環境治理呈現出“差序格局”。從社會從眾效應的角度看，人們也會采取“隨大流”的策略而置文明衛生要求于不顧。

美麗鄉村公共性建設的實踐探索

鄉村社會公共性的建設在學界是一個探索性的議題。徐勇教授認為，在利益的驅動下，農民既善分也善合。對于農民的合作，只能是“水到渠成”。筆者以廣西平樂縣渡河村在美麗鄉村建設中引入一套自治、參與及合作機制，繼而通過激發村民的公共行動孕育、生產村落的社區公共性為例，從生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建設三個維度，探討如何通過創新農村社會治理來實現和維系美麗鄉村公共性的重建，為診治個體化病癥提供啟發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