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區域特征

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區域經濟發展出現大幅波動。2014年，東北地區GDP增長5.9%，增速同比下滑2.5個百分點，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同比下降了0.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15.8個百分點，出口增速下滑18.1個百分點，工業增速下滑4.2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東部地區的經濟運行較為平穩，2014年經濟增速的降幅為0.9個百分點，工業增速和投資增速的降幅為各區域板塊最低水平，顯示了較強的穩定性，經濟企穩的跡象較為明顯。中部地區經濟增速保持第二，且降幅最小，出口保持兩位數增長，顯示出一定的發展韌性。西北和西南地區的經濟形勢雖然優于東北地區，但穩定性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其中西北地區的投資增速下滑較為明顯，西南地區的進出口有所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可以看出，當前各地區經濟顯示出不同的特點和分化發展的趨勢。能夠適應新常態的地區就能較好的保持經濟運行，甚至能夠引領新常態：

產業結構是穩定發展的主要因素。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產業結構成為地區發展分化的重要原因。東北地區、內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區的資源型行業比重較高，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國內需求減少，產能嚴重過剩，石油、煤炭、鋼鐵等產品價格持續走低，地區經濟受到嚴重沖擊。東部省份的服務業比重普遍高于其他地區，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資源型價格下滑的經濟背景下，服務業比重高的地區受到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服務業發揮了經濟發展穩定器的作用。

新產業、新業態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東部地區的技術和人才集聚程度較高，戰略性新興產業起步較早，電子商務、健康養老、節能環保等新業態發展較快，新技術與產業正在深度融合，這樣不僅迎合市場需要，甚至能夠激發市場需求，釋放出新的經濟活力。而西部地區增長過于依賴高投資，東北地區過于依賴資源和傳統裝備制造業。這兩大板塊新興產業和新業態發展滯后，傳統產業受到經濟波動的沖擊，缺少新增長點做來拉動經濟發展。

全面改革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支撐。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改革的紅利不斷釋放。從地區角度上來看，東部地區改革力度相對較大，一是國有企業改革走在全國前列，二是沿海的上海、廣東、福建和天津設立自貿區，以開放助推改革。各地區的改革推動程度不盡相同，是地區經濟分化的重要原因。

從“十三五”時期區域發展的背景來看，第一，全球經濟再平衡倒逼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雖然全球經濟在復蘇，但主要經濟體和地區之間存在重要差異，全球經濟增長不均衡，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明顯放緩。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在力求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安全等挑戰。作為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面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挑戰，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不畏艱難地堅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國家重大戰略對區域發展的引導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突出。“一帶一路”戰略、長江經濟帶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都已經在國家層面形成了規劃，做出了頂層設計，形成了示范效應，影響著各地區的政策安排。第三，構建新的經濟增長極，顯得比以往都要急迫。經濟下行對區域和產業都形成了壓力，構建新的增長極點對抗壓具有重要的作用。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北京中關村、深圳特區等都發揮了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在區域中心城市構建新的增長極，提升區域中心城市的運行效率，作用十分明顯。第四，適應區域經濟轉型升級需要，創新和疏解是產業發展的兩大趨勢。發達地區的產業選擇正在向總部經濟、生產性服務業、綠色經濟轉變，傳統產業、能源原材料產業和部分低端制造業從發達地區特別是區域性中心城市疏解出去，能夠更好地配置有限的生產資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第五，資源環境瓶頸制約日益加劇。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國的區域可持續發展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在資源環境瓶頸制約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主要依靠土地等資源粗放消耗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模式不可持續。要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基本方針，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第六，生態文明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促使國家和地區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目前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區域發展的新主體，在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治理和生態補償是區域協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內容，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