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國是全球治理進程的主要協調者之一

從財政、金融的角度，G20如果涉及太多的所謂“非經濟”的東西，很明顯是不必要的負擔。在回答由G20衍生出的B20、T20、L20等各類組織所能扮演什么樣的作用的提問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表示，所有各類這樣的機構都反映了一個需求，即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綜合進來去解決問題，因為G20現在對維持全球的經濟穩定來講異常重要。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補充道，G20一開始只是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會，由財長會向領導人峰會報告，然后在峰會上做出決定。但是現在有了各種各樣的衍生品，“我數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個”。這上百個會議都要向財長會議做匯報，然后由向峰會做匯報。“我想到這個事情，頭都大了。中國有句話是集思廣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見，我們應該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但如果最后都出口到財政部長這里，然后向峰會、向領導人報告，我們覺得恐怕很難操作”，“很多機構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容易，做減法很難。輪到我們當輪值主席了，很發愁”。

然而，若從整個國家的外交和全球趨勢來看，G20代表了主要的新舊國際政治勢力的一個組合。這個組合是一度被國際政治、歷史和國際戰略學者吵得熱烈的“國際權力轉移”的解決方案。老牌的國際政治力量，如美國、歐盟和西方七國集團（G7）代表的所謂“既得力量”（established powers）和中國、巴西、印度等代表的“新興力量”（emerging powers）通過一個框架即G20并存。

這類框架之所以理想，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它是21世紀的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但是，目前的大國協調，從聯合國安理會（P5s）到G7，并不能滿足21世紀的世界政治現實。而G20和“P5s加上德國“（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框架）等則是相對來說比較理想的面向未來的大國協調。

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歐洲協調（即歐洲范圍的大國協調）被視為是當代全球治理的歷史起源。同理，21世紀的大國協調也是21世紀全球治理的基礎。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述《21世紀的大國協調》國際學者組向全球各國推薦大國協調作為走向全球治理的途徑。

2015年中國加入“三駕馬車”，與澳大利亞和土耳其一起成為G20的輪值“領導”國家之一，即負責G20宏觀政策的協調與合作進程。這是因為中國將在土耳其之后，擔任2016年G20杭州峰會主席國。擔任G20等輪值主席國就是擔任國際領導，中國如何履行好這一國際領導責任？

對目前的全球治理轉型來說，最關鍵的不是別的，而是把G20當做為21世紀的大國協調的方式之一。大國協調是全球治理的集體領導。從這個意義上，中國輪值G20事關全球治理的未來，是中國影響全球治理進程的最重要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4中國要成為下一代全球治理格局的設計者之一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初“崩潰”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探討、設計“后布雷頓森林體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構想、計劃、倡議。

本文認為，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等新型的國際金融組織還不屬于“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范疇。中國在許多場合不斷告訴世界，亞投行等機構的設立不是另起爐灶。這是中國在外交上“韜光養晦”的繼續：不管是金磚合作（BRICS）還是亞投行（AIIB）都僅是對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補充”，金磚合作與亞投行等與現存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

這樣的說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確的，也是中國的本意，但是，難道中國就徹底排除了“另起爐灶”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國必須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韜光養晦”，而有必要在發起亞投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之后，再進一步，鼓勵一些重要的學者及其所在的學術機構大膽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敗，全球陷入嚴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現大混亂，甚至無序的狀態（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歐學者對此十分擔心），則中國不妨公開提出我們的全球治理方案，為一個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們的貢獻。

結論

本文提出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四個主要角色：參加者、改革者、協調者和設計者。發現和定義這些角色是為了進一步明晰中國與全球治理之間的復雜關系。

中國高速增長之所以可能，與中國加入并“強化”現存的全球治理有關。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正因為如此，許多人認為，中國過去30多年從現存的全球治理中“受益”，盡管這些主張者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學術研究：即仔細認真地探討中國過去的增長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然而，從邏輯上講，如果認為現存全球治理已經變成中國下一步增長或者由于增長導致的發展的阻力，那么，中國就需要尋求全球治理的變革。

現存的全球治理，從WTO到IMF，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為其越來越“不爭氣”，對世界秩序的貢獻越來越弱，這些機構的內部治理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且要求他們做的改革和他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進展有限，甚至沒有進展。

在這種情況下，非常現實、迫切又長遠的問題是：現存全球治理，具體來說，現存全球機構向何處去？我們到底要什么樣的全球治理？舊的全球治理能夠經過改革而獲得新生嗎？或者，舊的全球治理因疾而終之后有無新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新的全球治理是多元化還是相反？這是事關世界秩序的根本問題，需要我們深入討論。

作者 | 浙江師范大學錢江學者特聘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龐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