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WTO的紅利逐漸減小，導致2009年外貿以－13.9%的速度變化。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使GDP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分別以9.2%、10.4%、9.3%的速度增長，但在穩定經濟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下降等問題，為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埋下了隱患。

更為嚴重的是，四萬億刺激計劃增發的貨幣，相當一部分通過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進入了房地產，結合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整個經濟房地產化。根據最新經濟數據，2014年第一季度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達到1.08萬億元，同比增長40.3%，而同期地方本級財政收入1.95萬億元，“賣地”收入與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比例達1∶1.7，由此可見，房地產已經綁架了中國經濟，必然擠壓消費，使中國經濟處于畸形狀態，與十二大就提出的調結構目標漸行漸遠。從更高層面上講，這也背離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初衷。

上述分析表明，進出口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比較優勢的下降，作用在降低。依靠投資，往往陷入為生產而生產，產能過剩的歪路，偏離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尋找可靠、穩定的經濟增長動力成為當務之急。

這一命題是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唯一正確道路

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表明，宏觀經濟理論是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市場缺陷暴露出來后，為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應運而生的，是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是理論、政策和實踐的統一。十八大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命題，在我國是經濟理論上的重大突破，是指導我國未來經濟政策的方針，也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實踐過程。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經濟體制必然是以需求為導向的經濟體制。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一切與消費者精神、物質需求無關的生產都是無效生產，市場是唯一能比較全面反映消費者最終需求的平臺。要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對政府而言，首先要消除為民做主的封建意識，充分尊重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對市場要有敬畏之心。

其次，要明確界定和認真履行政府的職責。政府的經濟職能應明確界定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對市場進行監管、為市場的參與者提供一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市場失靈時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范圍內。這就需要政府堅決從微觀經濟活動中退出，讓市場自身按照契約精神來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活動。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前提是要素的市場化。十八屆三中全會史無前例地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命題，是理論的重大突破，要想使其落到實處，必須創造條件，使市場能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作用，而不是被“架空”。市場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是：市場要素的市場化，傳統意義上，市場的基本要素指資本、勞動力、土地和信息。目前信息已市場化，勞動力已半市場化，土地存在二元市場，資本正在市場化進程中。

勞動力市場化的速度取決于戶籍制度的改革；資本市場化取決于銀行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放開的時間表，也取決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土地市場的改革取決于我國由土地管理法決定的二元土地市場的何時打破，在此問題上，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出了明確的方向，即同地同權同價。應該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攔路虎清晰可見，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消除這些攔路虎和何時消除的問題。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是一個目標，更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長期以來，受體制慣性的影響，政府習慣于直接參與投資、管理生產活動。在政府強力刺激經濟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可以將市場趕得絕塵而去。四萬億投資之后：產能過剩；經濟結構更加畸形；消費在GDP中比重持續下降；健康、穩定的經濟增長動力漸弱，經濟對投資的依賴越來越大，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就目前來講，一些地方政府完全被房地產綁架。其基本邏輯是：政府低價征地—高價出售—房地產開發商開發—高價售出—繼續拿地、開發、出售……在這一循環過程中，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低價征地—高價出售，必然侵害農民的利益、遭到強烈反對、激化社會矛盾，長遠來講，削弱失地農民的消費能力。其次，高房價也擠壓了城鎮居民的消費能力，對工薪階層而言，一套住房可以擠干三代人的儲蓄，同時使一個家庭成為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房奴，使社會消費結構畸形。再次，更可怕的是，伴隨著土地財政、房地產開發的每一個環節，腐敗與其如影隨形，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落馬”的腐敗官員多插手房地產，財富排行榜前面多為房地產商人即為明證，社會不穩定因素在不斷聚集；最后，依靠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投資，追求高速度的增長模式，必然是大拆大建，是對環境的破壞，社會必然付出極大的成本。據環保部發布的2013年城市空氣質量報告：74個大中城市僅3個城市達標，達標率僅4.1%。據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世界癌癥報告》，2012年中國新增病例與死亡人數，四大癌癥中肺癌占全球超過30%、食道癌占全球50%、肝癌占全球50%、胃癌占全球超過40%。

這說明，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到盡頭，必須改革。但任何制度都有其巨大的慣性，改變非一朝一夕，所以，在改變舊體制的過程中，必須培養新體制的基因，使經濟、社會在體制轉換期間不失控，消費正是新體制的最重要的基因。消費在GDP中比例的上升和下降，體現著市場作用的上升和下降。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表明了中央以壯士斷腕的精神轉變政府職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決心，雖然這一過程將是長期的。但建立以需求為中心的社會，是實現上述兩個轉變，解決產生腐敗、高房價、兩極分化、劫貧濟富的土地財政問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重要途徑。

（作者為河南工程學院教務處副教授）

責編 /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