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勢力范圍的急劇擴大，醞釀和準備全面侵華戰爭的思想及理念日益發展完善。1927年，歷任參謀總長、陸軍大臣等職的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是一個狂熱的大陸擴張主義者，一貫主張“經營大陸”，認為“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妄言“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田中內閣上臺后更是加速了侵華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該會議重要議題是“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并圖謀在東方會議的名義下策劃這種設想”。更為重要的是，該會議是田中內閣為制定侵略中國的總方針而召開的重要會議。會后公布了《對華政策綱要》，“此后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就以這個綱要為基礎而展開”。其內容包括：第一，區別“中國本土和滿蒙”，堅決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分割出來，置于日本勢力之下；第二，認為當前中國不可能統一，應和“各地穩健政權”取得適當聯系，即竭力使軍閥分裂互斗，從中選擇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國在華利益以及日僑生命財產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時，帝國當根據需要采取堅決自衛的措施”，即日本堅決與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人們為敵；第四，“萬一動亂（中國革命）波及滿蒙，擾亂治安，使該地日本的特殊地位與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時，帝國將不問它來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堅決采取適當措施加以保衛的決心”。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這樣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圖，而會議中的秘密部分必然更加具有侵略性是不可想而知的。1927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實月報》雜志揭露，田中曾根據這次會議決定擬就一份秘密文件上奏天皇。《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計劃，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英、美、蘇等國報紙也相繼予以披露，但日本當權人物則矢口否認。在所謂《田中奏折》（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政策》）中寫道：“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亞洲大陸之第一大關鍵，在于把握滿蒙權利”。就連日本學界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設想，則不論‘田中奏折’的真偽，大體上說中了其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程”。日本史學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中也稱：據傳《田中奏折》“詳述了侵略中國的步驟、方法。這個文件是否東方會議決定雖不能確定，但它和以后日本的行動完全一致”。中國有的學者也認為，繼續討論《田中奏折》的真偽問題，已經沒有實際意義，即使田中不通過《奏折》向天皇報告，上述情況也足以證明《奏折》所表達的政策是存在的。歷史事實證明，東方會議及其議題勾畫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根本戰略構想和基本國策，明確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總體目標。隨后，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用武力落實占領中國東北和內蒙的實際行動。

日本政府和軍部為了發動侵華戰爭，大肆煽動所謂“生命線滿蒙的危機”“好像居住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都有瀕于被外國人殺害的危險”。但這個危機是他們制造出來的。1928年6月，日本在沈陽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陰謀奪取東北。這一事件應驗了關東軍上報軍部的《關于對滿政策的意見》，即如果張作霖不接受“把滿洲政權傀儡化”設想的話，就讓“帝國認為適當的人物”來實行，即使訴諸武力，也必須謀求實現。

1930年3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從軍事上看滿蒙》中講：“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我國以國家命運作賭注，斷然進行了日清、日俄兩大戰役，結果終于在大陸的一角確立了特殊地位。”“從目前支那的態度方面來考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終究不能貫徹解決滿蒙問題的目的。”這是繼田中義一之后更為明確地道出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意圖。參謀本部也在“形勢判斷報告”確定“解決滿蒙問題”第三個階段就是“占領滿蒙”。同年5月，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在《滿蒙問題私見》中寫到：“為了我國國運的發展，滿蒙正是最為重要的戰略據點。……而且，在確定戰爭計劃上，要問戰爭動機、確定日期，按照日韓合并的要領，向中外宣布合并滿蒙足矣……如有良機，依靠關東軍的主動，成就回天之偉業絕非難事。”由此可見，日本借故發動侵略戰爭已經只是時間問題。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其司令部的預定計劃，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動侵華戰爭，占領我東北全境，這樣，日本軍國主義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戰爭策源地。日本為了造成對東北軍事占領的既成事實，在所謂“共存共榮”“王道樂土”的旗號下，一手炮制了實為日本殖民地的“偽滿州國”。

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之后，日本軍國主義者進逼中國關內，蠶食華北。1933年日本占領熱河，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使日軍占領合法化。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不許他國干涉的聲明，表明日本將獨占中國的意圖。1935年，日軍在河北和察哈爾不斷制造事端，進行軍事挑釁。國民黨政府再次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中國失去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同年6月28日，“豐臺事件”發生，日軍非法進駐豐臺。接著，日本侵略者策動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并推動以分離華北為目的的“華北事變”。11月25日，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冀東22個縣宣告脫離中國政府管轄。與此同時，日軍策動成立偽“蒙古軍政府”，妄圖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1936年2月，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這次以建立軍事政權為目標的軍事政變雖然失敗，但上臺組閣的廣田弘毅隨即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從組閣到施政方針完全按照軍部旨意而決定，日本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形成。同年8月，日本出臺“國策大綱”，以“穩步地向海外擴張”“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等根本國策。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回龍廟附近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并炮轟宛平城，制造“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后以重兵三路進攻華北，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

綜上所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演變過程是與“大陸政策”的演進及實施互動發展的。從發展歷程來看，隨著對于西方列強“弱肉強食”侵略行為的認同，日本從昔日“存華挫狄論”實現了向“得失互償論”的徹底轉變。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實施的“富國強兵”政策，進一步激發了軍國主義侵華思想的膨脹與發展。日本完全無視幾千年的睦鄰友好關系，力圖仿效西方列強的作法侵略中國等亞洲鄰國。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構想的產生，為日本最終尋找到了發動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現實主義理由和行動依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又給了日本軍國主義確立“在東洋的權利”的戰略時機和侵略空間。從對華“二十一條”到“田中奏折”的對華政策推進，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利益線理論”已經轉變為侵華的具體戰爭行動。隨著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日本“大陸政策”的徹底破產，也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指導的日本民族擴張主義、軍國主義道路沒有出路，必然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