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化是當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跨國企業的重要戰略行為，對企業國際化行為驅動因素的研究也頗為引人關注。文章從管理層社會資本和董事會角色入手，試圖發現企業國際化行為中上述兩個因素的作用機理，指出管理層社會資本和董事會對企業國際化的雙重作用。

【關鍵詞】企業國際化　驅動因素　管理層　社會資本　董事會角色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識碼】A

國際化戰略是指企業將經營活動進行跨國界拓展的行為，包括銷售、制造或者研發進入不同的地理區域或海外市場。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飛速發展，我國企業競爭力逐漸得到提升，越來越多的企業有需求和能力實施國際化戰略，拓展國際市場。國際化是任何企業都無法回避的重要戰略選擇，其必然會涉及到公司內的決策機制和執行機制，即股東、董事會和高層管理團隊。

作為公司戰略決策的具體執行者，高管團隊特征與國際化戰略之間的關系一直得到戰略管理學者的青睞，其內在的影響機理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挖掘。不過，從國際化作為重要戰略決策的屬性的本身而言，股東及董事會在國際化過程中的決策和作用卻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①。本文試圖在制度觀的基礎上研究企業國際化行為，利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董事會角色模型，弄清楚在公司治理機制下的企業國際化戰略決策與行為之間的關系中管理層社會資本所起到的諸多作用。

相關概念與理論梳理

管理層與企業國際化。企業國際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大主線：一是國際化的動因或影響因素研究，二是國際化的經濟后果研究②。隨著企業國際化的關注對象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轉移，如何理解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跨國企業的國際化行為已經成為一個頗為重要的領域。為了試圖回答“是什么驅動了企業的國際化戰略”這一問題，主流觀點給出的解釋是，企業特有的因素是解釋其國際化經營的核心，這可以利用Dunning的折衷理論、小島清等的比較優勢理論、Barney的資源基礎觀加以解釋。針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國際化行為，相繼出現了“聯接－杠桿－學習”理論、“跳板”理論以及“制度規避”理論等。

作為企業的一項戰略決策，企業國際化與管理層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主要來自于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的高階理論③，該理論依據行為理論和有限理性假設，主要闡釋了管理層特征與戰略選擇及其績效之間的關系，此后多數學者都沿用這一思路，運用高階理論解釋管理層的特征與公司各種類型戰略行為之間的關系。作為企業的公司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國際化必然也與管理層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內在邏輯。

一般認為，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管理層的認知能力也相應增強，對復雜、不明朗事件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強，這有利于企業采取復雜性相對較高且風險性相對較大的國際化行為④。海外教育經歷將會有助于增強管理層成員對國外文化的了解，消除企業進行國際化決策過程中可能面臨的認知障礙，推動企業國際化。研究發現，企業的管理層成員在國外接受教育、管理層成員的海外工作經歷等因素與企業國際化之間都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⑤。

盡管以上結論的得出大多從管理層成員的認識模式角度出發，但同樣可以利用社會資本理論加以解釋。這些擁有海外教育經歷和工作經歷的管理層成員，往往也能夠形成海外的社交網絡和人脈關系，他們能夠更加便利地與海外投資者打交道，爭取海外投資，贏得戰略合作伙伴的支持。因此，社會資本也是他們能夠推動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因素。

董事會角色與企業戰略行為。作為公司治理結構中頗為舉足輕重的團隊，特別是作為股東利益的直接代言人，董事會究竟如何在運行機制中體現顯得尤為重要。Kandel和Lazear認為，團隊成員之間較高的異質性有利于提高集體監督能力⑥。因此，董事會的異質性促進其集體監督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減少“搭便車”現象，進而將有助于確保公司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對業務復雜的公司而言，規模更大、獨立性更強的董事會將可以提供更好的建議。董事們的背景差異越大，即異質性程度越高，他們對高管團隊的幫助也就越顯著。這有利于提高董事會的“顧問”功能，強化其“決策管理”的角色。

關于董事會與企業國際化之間關系，與經營決策質量有關的董事會決策能力以及對高層管理者行使監督職權的治理角色，都是值得關注的重點。從現有的學術文獻看，也大都集中于這兩個視角加以展開的。

中國情境下的管理層社會資本與企業國際化。就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跨國企業而言，影響其國際化行為的因素往往會有其特殊性。就中國情境而言，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構成了社會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中國情境下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在國際化行為上是否存在著不同呢？這也表現為兩個不同的觀點，即推動論和阻礙論。

第一，由于企業之間的交易往來關系，他們之間會形成相應的網絡，可以幫助企業獲得國際化所需要的信息和資源，降低成本以及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諸多風險⑦。此外，企業間網絡還可以幫助企業了解競爭對手的行為，提高國際化成功的幾率⑧。上述企業間的網絡，如果從管理層角度分析，可以理解為不同企業間管理層所形成的社會網絡關系。還需要考慮的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國有企業往往會按照政府的某些意圖來采取行動，如我國近年來強調的“走出去”戰略，很多國有企業也會在管理層社會資本的驅動下，采取較為積極的國際化戰略。即使就民營企業而言，政治關聯也有助于推動其國際化深度⑨。

第二，考慮到原有制度障礙的束縛，中國情境下的國有企業的諸多特質都阻礙了其采取較為積極的國際化行為。從資源基礎觀的視角來看，政府背景是一種重要的稀缺資源，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更容易獲準進入政府管制的壟斷行業或新興產業，也有助于他們更好地與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有效溝通和合作。這些在本國所獲得的優勢將會阻礙企業進入到其他國家，或降低其采取國際化行為的動機。關于這些政府背景的討論，可以被理解為國家所有權，也可以表現為企業管理層的政府背景，即管理層的某些人員曾經在政府部門任職，或與政府部門官員建立了相對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趯嵶C經驗研究發現，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控股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的概率和國際化水平都顯著更低⑩。

國際化驅動模型：因素構成及內在邏輯

從制度觀出發討論管理層社會資本及其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相互作用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不可避免地需要考慮兩個關鍵因素，即人際網絡關系和管理層權力。

第一，人際網絡關系。政治關聯是新興市場及國家中企業管理層社會資本的重要構成要素。企業需要與政府之間的某種特殊的政治關系，這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政府的支持，比如非正式的產權保護、突破行業的進入壁壘、稅收優惠和廉價資源的獲取等。這里的政治關聯主要描述了企業與政府之間某種較為密切的關系，可以被視作企業特定類型的資源。

政治關聯大多表現為企業的管理層與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人際網絡關系，這也符合社會資本的范疇。比如，當企業的管理層曾經在政府部門擔任過職位，或者他們與政府部門的某些官員擁有相同的教育經歷等，都能夠拉近他們的距離，使之成為其人際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此外，基于商界的人際網絡關系也會增加管理層的社會資本，如他們曾經擁有海外教育經歷，特別是在一些國外著名大學就讀，都會有助于他們形成具有較高價值的人際網絡。

第二，管理層權力?，F代公司出現“兩權分離”后，圍繞經理主義的討論就始終沒有停止過。從經理自由裁量權（managerial discretion）到管理層權力（managerial power），人們逐漸認識到管理層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權力對董事會施加諸多影響，不僅體現在新任董事的提名和董事發表獨立意見上，也包括管理層薪酬方案的設計和調整。考慮到管理層權力在董事會和高層管理團隊之間的分布狀態，有必要在企業國際化決策過程中引入這一因素，以更準確地描述決策過程的內在邏輯。

一般認為，關于管理層權力主要考慮如下幾個因素，即董事長與CEO的兩職合一、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所占比例以及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和影響力。權力循環理論認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最終會導致公司內部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并直接表現為董事會與高層管理團隊之間圍繞公司戰略決策發生的對抗。基于此，構建模型如下：

圖1：基于管理層社會資本的國際化驅動因素模型

這里主要有兩個重要的邏輯，即合法性機制和權力機制?；诠芾韺由鐣Y本的國際化驅動因素模型，本文認為，上述兩個機制對企業國家化行為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一是合法性機制。企業國際化行為可以被看作是從一種制度環境進入到另一種制度環境，在這個過程中合法性機制就成為很好的解釋工具。一般來說，東道國投資者對來自于其他國家的企業的認可，不僅取決于其業績，還要考慮對其所處制度環境的認可程度，這就構成了“合法性”的范疇。當兩個國家具有較為良好關系的時候，有助于消除東道國投資者的疑慮。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雙邊政治制度的建立能夠有效地維護對外直接投資，中國與東道國之間建立外交關系的時間越長，兩國城市之間結為友好城市數量越多，就越有利于中國對該東道國的直接投資。一旦企業的某些特征不被東道國投資者認可，就可能無法被東道國資本市場所接受。比如，近年來我國一些國有企業在實施海外并購的過程中，就遭到某些東道國的質疑。在上述事件中，企業所擁有的政治關聯反而阻礙了企業的國家化行為。

就“走出去”的動機而言，盡管有研究認為，國有企業憑借與其身份相關的某些異質性資源可以在國內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進而不愿意主動進入到國際市場。不過，依據政治關聯的理論，這些具備政治關聯的企業恰恰要在其戰略行為上體現出國家意圖，即主動采取國際化的行為，這樣才可以幫助其在國內更好地維持其與身份有關的異質性資源。因而，可以推斷，政治關聯將會推動企業的國際化行為，即兩者之間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二是權力機制。分析企業戰略行為決策的時候，需要考慮董事會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力量，這里分析兩職合一和獨立董事比例所起到的作用。第一，董事長與CEO的兩職合一。一般認為，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國際化往往意味著較高的經營風險，如果董事長并不擁有一錘定音權力的時候，這個決策過程會變得很冗長，進而導致延誤時機。因此，當董事長兼任CEO的時候，企業一旦發現國際化的時機，往往就會能夠借助較高的管理層權力來推進這項決策，即兩職合一與國際化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第二，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比例。在公司治理框架下，外部董事的比例往往被認為是抑制管理層權力的重要制約因素。如果沿用此前的代理理論邏輯，這必然意味著會削弱企業國際化。引入高階理論加以解釋的話，即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大多具有良好的國際化視野與背景，他們能夠利用其所擁有的專業知識支持和推動企業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