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隊伍自信”是對黨員干部隊伍具備實現“中國夢”所要求的政治覺悟、理論水平、黨性修養以及各項能力充滿自信。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為“隊伍自信”提供邏輯起點和扎實的理論基礎，黨的奮斗歷程為“隊伍自信”提供實踐基礎和歷史經驗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新常態為“隊伍自信”提供新鮮經驗和良好的制度環境。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隊伍自信 理論邏輯 實踐基礎
【中圖分類號】D161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命題。自信是一種基于理性認知基礎上的情感和意志，其主體是人。“三個自信”主要是指廣大黨員干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自信，離開廣大黨員干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和感情認同，“三個自信”也無從談起。因此，廣大黨員干部是否具備相應的政治覺悟以及能力素質就成為回答“三個自信”命題的邏輯自然延伸，特別是在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新常態下，大量貪腐官員被查處，如何正確評價當前黨員干部隊伍的主流就成為一個必須回答的課題，能否堅定“隊伍自信”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現實意義。“三個自信”是基于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長期歷史探索經驗得出的理性認識，“隊伍自信”也不是盲目自信，更不是迷信，有著扎實的理論邏輯和歷史實踐基礎。文章試圖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針對“隊伍自信”的依據進行分析和梳理。
“隊伍自信”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科學指導思想，在指導無產階級建立政黨開展斗爭并不斷自我完善方面有著豐富的論述和理論總結，其中關于黨的建設特別是有關黨員干部隊伍建設方面的理論成果是當前中國共產黨樹立“隊伍自信”的重要思想資源。
將黨員干部隊伍建設作為黨建工作重中之重。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從不同的條件出發論述了隊伍建設對于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曾在總結巴黎公社革命經驗的時候指出：在打破舊政權之后必須用選舉產生的“人民公仆”去代替舊時代的官吏，否則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列寧根據俄國的實踐，在工人階級政黨建設中也特別強調了黨員干部隊伍的重要性，他提出了“職業革命家”的命題：“我們首要的最迫切的實際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斗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斯大林進一步強調了政治路線制定之后干部隊伍的重要性：“在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或失敗。”
毛澤東也特別重視黨員干部隊伍對黨的事業的重要性，他指出擁有一支經過革命考驗的干部隊伍是黨的重要財富，只要有了這樣一支隊伍就能應對前進中的艱難險阻。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也都多次闡述隊伍建設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根據新的時代特征對于干部隊伍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做出了進一步的闡述，重申了“關鍵在人，關鍵在黨”的思想。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將黨員干部隊伍建設作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中之重，這些論述是當前樹立“隊伍自信”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
為了確保黨員干部隊伍的先進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黨員干部的各方面素質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文章中對一名無產階級運動領導者所應具備的素質進行了全面的論述。第一點是具備堅定的理想信念；第二點是成熟的理論功底；第三點是全面的工作能力；第四點是高尚的道德品質。
在列寧探索的基礎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進一步論述了黨員干部思想政治標準與專業技術標準之間的辯證關系。首先是政治標準，斯大林認為黨員干部必須是列寧式的活動家，要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敢于斗爭，另外也不可偏廢專業技術標準，要努力成為本領域的專家。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依據中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特征，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關于黨員干部標準的論述。毛澤東曾提出過“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思想；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著名的干部“四化”標準；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上要求黨的高級干部，不僅要成為精通業務的行家里手，又要成為立場堅定的政治家；胡錦濤強調了黨員干部的四大標準，即：“思想政治標準”、“作風標準”、“政績標準”、“群眾認可標準”。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習近平帶領全黨對黨員干部的選拔任用機制進行了改革和完善，并提出了新的黨員干部標準：“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這些思想資源都成為確保黨員干部隊伍健康發展，樹立“隊伍自信”的理論保障。
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注重對黨員干部隊伍的管理和監督。馬克思在論及巴黎公社的時候就提出了通過選舉制度和公眾監督制度來實現對黨員干部隊伍有效管理的重大命題。列寧黨建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對執政黨黨員干部隊伍的監督，他認為執政黨面臨的一個重要“禍害”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據此，列寧提出了很多關于反對黨員干部以特權謀取私利，利用特權任人唯親，搞裙帶關系的思想，尤其強調對黨員干部的腐敗行為要從嚴處罰。為了從制度上探索從嚴治黨的方法，列寧還推動全黨成立了各級監察委員會和國家監察部。斯大林針對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的時代特征提出了“崗位責任制”的思想，要求各級黨員干部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避免了互相推諉、無人負責的現象，在實踐中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中國共產黨人一貫重視從嚴治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優良作風。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如既往地重視從嚴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本著“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魄力從嚴治黨、嚴肅黨紀，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理論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建樹，這些成功實踐和理論總結都成為今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進而樹立“隊伍自信”的重要指導。
“隊伍自信”的實踐基礎和歷史經驗總結
注重對黨員干部隊伍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強調在思想上建設黨是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也是客觀社會歷史條件的必然要求。在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工作重心在農村，要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在發展黨組織過程中，大量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進入黨內和紅軍。所以必須同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斗爭，強調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反對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加強黨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傾向。
注重從思想上對干部隊伍進行教育和引導，就必須做到兩個方面：一方面確保黨員在思想上入黨。要想黨組織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就必須確保廣大黨員干部始終保持理想信念和正確的政治立場。要確保黨員在思想上入黨就必須把好入口關，嚴格入黨程序和標準，確保只有符合黨員標準的才能批準入黨。此外，在入黨以后也要不斷加強對黨員的考察和教育培養，確保其不斷提升黨性修養，始終保持一名共產黨員應有的政治本色。
另一方面，確保黨員干部隊伍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注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提倡中國革命要由中國同志了解并研究中國的問題。對此，中國共產黨通過延安整風在全黨進行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實現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成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的號召，反對將蘇聯模式照搬照抄，要求符合中國國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取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在此過程中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政治勇氣和實踐勇氣取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系列理論成果，這種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能夠確保黨員干部隊伍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
注重在黨員干部隊伍中加強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建設。一部中共黨史可以說是一部群眾路線史，堅持走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講話中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堅持走群眾路線就必然對廣大黨員干部隊伍提出相應的素質和能力要求，要求黨員干部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持為人民服務的熱情，樹立公仆意識。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干部都是“社會公仆”或“社會的負責任的勤務員”。
人民公仆必須具備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毛澤東曾將服務群眾的能力形象地比喻成“過河”。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一貫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在實際工作中善于運用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新世紀新階段，習近平曾在中央黨校重申過發揚調查研究傳統的重要性，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還要求黨員干部在工作生活中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要反對一切特權思想，始終把人民群眾當主人、當親人、當老師。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黨員干部隊伍中產生了大量具有公仆情懷、求實作風、奮斗精神和道德情操的焦裕祿式的黨員干部，這支隊伍的產生和不斷壯大是我們今天樹立“隊伍自信”的重要現實依據。
從嚴治黨的新常態與“隊伍自信”緊密聯系
“隊伍自信”的一層內涵指黨員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干部是德才兼備的，是能夠經受得住“糖衣炮彈”的襲擊的。但“隊伍自信”絕不是盲目樂觀，回避矛盾，甚至否認黨員干部隊伍中存在的負面現象。只有鏟除這些負面現象，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從制度上杜絕貪腐現象的發生才能在全黨切實樹立起“隊伍自信”，否則“隊伍自信”只能代表黨在歷史上的自信，不能保證永遠自信。特別對于一個執政黨而言，若要繼續保持“隊伍自信”，必須建立黨內的“糾錯機制”，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多管齊下，實現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常態。在反腐倡廉建設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和新鮮經驗，這些成果在當前和未來都為我們樹立“隊伍自信”提供了科學的指引和堅實的制度基礎。
保持遏制和打擊腐敗現象的高壓態勢。為了應對消極腐敗的危險，本著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自十八大迄今，中國共產黨在反腐工作方面已取得重大成績，贏得了黨內外群眾的普遍贊譽，體現出反腐新常態的形勢。一方面，黨紀國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論地位多高，只要出現貪腐行為就要被追究。據統計，十八大以來已有數十名省部級干部落馬。
另一方面，注重反腐工作體制和工作方法的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將深化紀律檢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提出要落實在反腐倡廉建設中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的具體實施；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的制度；還要加強和改進巡視制度，切實發揮中央及地方各級巡視組的作用；此外還要進行科學規劃和頂層設計，為此中央印發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作為反腐倡廉建設的指導性文件。
以抓作風為切入口，從嚴要求，狠抓落實。習近平曾指出貫徹群眾路線的要害是作風問題。十八大后中央以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依托，加強作風建設，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綜合分析，十八大以來的作風建設體現了以下幾個特征：首先是抓作風要必須從嚴。“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切實從嚴治黨，而非流于形式是這次活動最顯著的特點和最成功的經驗。對此習近平多次強調“世間事，做于細，成于嚴”的道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公布了一系列禁令，首先將作風建設中的要求予以具體化，便于工作中的執行和監督。其次是領導帶頭，率先垂范。俗話常言：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本次活動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規范黨內高層干部作風的準則，中央政治局同志帶頭針對中央八項規定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全黨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帶頭作用。最后，注重把制度建設與思想政治教育結合起來。習近平指出制度不在多，關鍵是要管用，要落實。否則就是一紙空文，流于形式。因此，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必須大力弘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傳統優勢，針對新形勢，開展黨員干部隊伍的思想教育，加強黨性和道德教育，引導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還要加強警示教育，讓黨員干部守規矩、守底線，明白“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促使黨員干部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于律己。
按照法治要求從嚴治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因此，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方面，要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要善于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
加強黨內法規建設，運用黨內法規把從嚴治黨落到實處是依法治國戰略中的重點和亮點。正所謂“治國先治黨，治黨要從嚴，從嚴要依法。”一套內容齊備又行之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加強對黨員干部隊伍管理和監督的重要保障。通過黨內法規還明確了黨紀嚴于國法的精神，為新時期保持“隊伍自信”提供了法治化、程序化、制度化的保證。為此，自十八大前夕至今，中央辦公廳等50多個部門對新中國成立至2012年6月期間出臺的2.3萬多份中央文件進行了全面篩查和梳理，解決了黨內法規制度中存在的不適應、不協調、不銜接、不一致的問題，維護了黨內法規的科學性和權威性。同時，中央在2013年出臺《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保證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同黨章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相一致，同憲法和法律相一致，為黨內法規建設在未來能夠健康發展，到建黨100周年時，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提供基礎性程序依據。
（作者為中共北京市豐臺區委黨校講師、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博士后）
責編 /韓露（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