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能源性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斷增加是不爭的事實，國外的輿論壓力使中國在氣候外交中一直處于被動地位。話語權作為重要的外交手段，是促進外交、緩解壓力的有力工具。中國氣候外交中的話語效能較差，話語結構處于劣勢。需要轉變氣候外交身份，塑造多元外交話語身份，營造有利于國際氣候治理的話語環境，抵制國際氣候霸權話語，進一步提升中國的氣候外交話語權。
【關鍵詞】中國氣候外交 話語困境 提升路徑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全球氣候惡化使氣候問題成為各國政府密切關注的議題。由于全球氣候惡化趨勢明顯，并且有越演越劣之勢，同時，氣候具有輻射性特點，這就要求世界各國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氣候惡化問題。在全球氣候問題應對上，基本上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正義陣營，而另一個則是非正義陣營，氣候惡化問題的應對與對策的商討也因此演變成一場正義與非正義之間沒有硝煙的戰爭。①中國是能源性溫室氣體的排放大國，雖然我國積極制定了各項制度，努力采取各項措施，以減少對氣候的危害，但是，在國際氣候問題商討的過程中，中國仍然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刁難，這給我國的氣候外交提出了挑戰。②走出中國氣候外交的話語困境，應了解擺在我國氣候外交面前的問題，探討話語困境的現狀與表現，得出提升氣候外交話語權的有效路徑。③
中國氣候外交中的話語困境
中國氣候外交中的話語效能較差。話語效能是指通過話語的表述達到捕獲人類思想，獲取人類認同的效果與能力。話語的彈性余地與軟性特質是發揮話語權效能的最重要途徑，而話語僵化則是阻礙話語效能發揮的最致使弱點④。中國在氣候外交過程中，運用的話語結構單一、模式固定僵硬，常常使自己陷入話語困境。中國在氣候外交中處于劣勢，受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打壓，不僅背負上了氣候污染大國的惡名，還被認為是阻礙談判進行的罪魁禍首。中國外交人員在氣候會議上常采用含有氣憤語氣的話語給予回擊，側面顯現出中國在減排問題上與其他國家無法達成一致這一事實。話語僵化體現了中國氣候外交問題處理上對策的缺失，顯示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僵局，這種發言不僅無法挽回國際輿論傾向，還會使中國更加孤立。話語權效能較差，導致中國無法正確地表述自己在氣候問題方面的立場，無法贏得其他國家的認同，容易被西方某些發達國家抓住把柄，影響中國在氣候談判中的地位，影響中國在氣候談判中權威作用的發揮
中國氣候外交處于兩面夾擊的狀態。近年來，中國在氣候外交上處于腹背受敵、兩面夾擊的狀態。一方面是西方發達國家要求給發展中的中國制定強制減排標準，并要求中國必須執行，另一方面是受西方發達國家蠱惑的發展中國家主動放棄自身的發展權，向西方國家尋求資金支持，縮化自身在節能減排上應負的責任，將矛頭指向中國，也要求中國必須以犧牲發展為代價，堅決執行減排標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在氣候外交上沒有盟友，只有“敵人”。西方發達國家立足于道義的高度向中國發難，指出中國不執行減排標準，是對全球氣候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忽略其自身已經以破壞全球氣候為代價，實現了早期的發展與經濟進步的事實。西方發達國家故意給發展中的中國制造阻礙，讓中國在經濟發展與全球氣候改善上做出選擇，而西方國家在完成了經濟發展，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之后，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減排任務，無需面臨實現經濟發展與完成減排任務之間的選擇。西方發達國家從自身的角度出發，給中國設計了一道無法回答的“單選題”。而在對待此問題的態度上，中國外交在話語的掌控上顯得十分無力。例如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美國要求公布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指標與二氣化碳排放等氣候數據，中國外交人員曾以一句“這是干涉中國主權”為由進行回絕，瞬間使中國陷入僵化的被動局面，并沒有將我國的數據資料與西方國家的數據資料進行對比，抓住反駁的好機會⑤ 。
中國氣候外交的話語結構處于劣勢。全球氣候治理的三個巨頭分別是中國、美國、歐盟。雖然中國被稱為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三大巨頭之一，但中國的話語地位并非是“三大巨頭”之一，中國的氣候外交話語結構在國際上處于劣勢地位。美國歷來是國際話語權的掌控者，控制著全球80%的新聞與75％的電視節目，相比之下，華語新聞信息僅占全球的5%，并且在世界媒體界不被人重視⑥。調查顯示，西方民眾對華語新聞持質疑態度。從詞匯的創新角度分析，與全球氣候有關的“碳”名詞都是歐美等國創造的。例如，“碳交易”、“碳政治”等，而這些詞匯的定義也都是歐美等國家給出的⑦。此外，一些氣候治理機制也是由歐美等國定義的，這些治理機制在全球氣候領域內的運用穩固了歐美等國在話語上的強勢地位。中國在氣候外交中的話語創新力不足是導致話語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國沒有在全球氣候大會中提出過有影響力的解決方案，往往充當的是對其他國家提出的方案的表決角色，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總之，中國在國際氣候外交舞臺上，既缺少歐美等國在氣候外交上的積極主動性，也缺乏他們在氣候外交上所體現出來的專業務實性。
中國氣候外交話語困境的原因分析
僵化身份話語導致政策話語的失效。西方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較低，但是在政治上卻受到國家領導人言論的影響，官方的一些發言成為西方民眾了解事實的重要渠道。對于民眾來講，單一的信息獲得渠道是有弊端的，但是對于政府來講，這種信息傳播方式可以大大增加其話語的力量。中國在氣候外交中面臨的話語困境與官方話語僵化、無法發揮話語效力有著緊密的聯系。中國在氣候外交中的話語僵化主要體現在：身份話語的靜態單一化、在外交談判中使用固定的身份、從固定的身份出發采用單一的人稱與立場等。例如，在氣候外交談判中，中國一直將自身定位于“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負責任大國”，而不是根據氣候談判內容的變化適時轉換身份，即外交身份無法靈活地在多元化視角里切換。與中國在氣候外交中的單一身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盟給自己添加了諸多名頭，例如“綠色歐盟”、“環保先鋒”等，不同的身份代表著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代表著在不同領域內扮演的不同角色。中國在氣候外交中數十年定位于同一角色，既無法拓展談判內容，也無法爭取到有利于自己的輿論傾向，使中國在氣候外交談判中一直停滯不前，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西方強勢話語擾亂了中國氣候外交中的身份話語定位。中國在氣候外交談判中，將自身定位于“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代表最廣大發展中國家”，容易讓西方國家感覺到，之所以中國在氣候問題上無法與西方國家達成一致，就是為了自身的“發展”，不顧全球氣候惡化的事實。然而，似乎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為立場的身份定位也同樣沒有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擁護。其他發展中國家認為，中國是發展速度最快、對氣候破壞最嚴重的國家，這與他們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將自身列于“發展中國家”陣營之中，間接地指明他們也是全球氣候的“破壞者”。事實上，中國將自身定位于“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非意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捆綁”，讓其他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同樣承受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而是基于既定的事實來考慮的。盡管如此，發展中國家依然紛紛指責中國的身份定位，以及不同西方國家達到一致的做法主要是受到西方強勢話語權的干擾。西方采用強勢的手段推行“中國威脅論”，并且游說其他國家，使發展中國家與他們達成“共識”，在氣候外交中與他們站在同一個陣營，共同抵制中國在氣候外交中的合理要求。
在氣候外交中對國際氣候主導話語解構不足。中國在氣候外交中自身定位單一，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被西方國家給予了多元負現身份定位，例如“氣候威脅者”、“氣候責任者”等。話語身份定位對比，使中國從最開始就陷入了話語困境。西方話語通過當前全球氣候現狀將我國定位于“氣候責任者”，故意淡化其他國家在氣候影響方面的責任，全球氣候惡化似乎成為中國的“一已之責”。中國在氣候外交中“被定位”，說明中國對國際氣候話語的解構不足。話語的解構不足，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國在國際氣候領域方面的專業理論創新不足，相關的科研成果匱乏，技術落后，很多專業名詞都是由西方國家發明的，使我國的話語創新性建構嚴重缺失。其次是由于在西方的強勢話語權之下，我國只有招架之力，無還嘴之功，始終處于被動的狀態，難以翻身。
中國氣候外交話語策略提升路徑
轉變中國氣候外交身份。在氣候外交中，中國一直基于發展中國家的立場發言，以一種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改善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一直以來，這種“積極參與”的態度并沒有贏得其他國家的贊同，反而使中國顯得不負責任，并且只能尾隨歐盟與美國參與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積極參與是定位的錯誤，也與我國當前的國家實力不相符。中國應該發揮大國應該有的姿態，轉變氣候外交中參與者的定位，成為全球氣候問題解決的主控者。在氣候外交中，中國不僅要積極地協調與世界各國的關系，而且要主動與其他國家就氣候問題展開溝通，結合自身發展現狀，主動提出氣候問題的解決方案，發揮中國在氣候外交中的主體地位。中國在氣候外交中身份的轉變符合國家利益，也有利于中國話語效能的提升。中國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很難完成由美國等國家制定的減排任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參與氣候改善工作，也不代表著我們盲從其他國家，只能無力地辯駁與反抗。相反，正因為中國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減排問題上我們會更主動，會主動承擔起自身的責任，會在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減排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只有以主控者的身份參與到氣候外交之中，中國才能掌握主動權，才能處于主動地位，發揮主要影響力。
塑造多元外交話語身份。中國在氣候外交中采取單一的話語身份，使話語的掌握顯得單一死板，制約了話語效能的發揮，使中國在各個領域都給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覺，靈活性較差，外交劣勢明顯。多元外交身份可以運用不同的話語來表述觀點，更容易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例如歐盟通過不斷塑造外交話語身份，使其自身在氣候外交的多個領域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承擔減排責任標兵”、“全球氣候治理的主導者”等都是歐盟給自身加冠的“新身份”，運用不同的身份在氣候外交中發揮作用，不僅使歐盟在氣候治理上顯得積極主動，更使其話語的影響力被拓展與延伸⑧。塑造多元外交話語身份還有利于中國運用多元化語言來發言，還可以基于領導者的身份向全世界發出倡導，在議案的通過上也可以以協調者的身份發言，不是將自己孤立起來，而是融入其中。身份話語的轉變可以使中國的外交形象發生改變，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也可以促使國際社會改變對中國的固有看法，有利于中國采取新的外交思路來處理好氣候外交問題。
營造有利于國際氣候治理的話語環境。全球氣候治理需要世界各國共同的努力，尤其是美國、歐盟與中國都應該本著合作共贏的原則，共同促進氣候議案的簽屬。在國際氣候治理方案中，協調各國的利益關系與解決資金問題是兩個關鍵點，如果能夠在這兩個關鍵點上取得突破，國際氣候治理就可以有實質性的進步。要促進國際氣候治理取得實效，就要發揮中國在氣候外交上的主體地位。
首先，要營造一個對中國有利的國際氣候治理話語環境。一方面，要對低碳經濟進行大力宣傳，加入到國際低碳倡導行動中，使世界各國看到中國為減排做出的切實努力。另一方面，要推動新型能源開發，盡快尋找更環保、更低碳的能源來取代高排放能源。用國內在減排方面做出的努力為中國爭取氣候外交中的有利發言權，讓低碳環保的氛圍通過話語傳遞出去，鞏固中國在氣候問題處理上的重要地位。其次，積極與新興國家展開合作，使其成為中國的盟友與合作伙伴，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的話語權，共同爭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力。再次，靈活得當地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在新的國際格局下，中國不應一味地采取抵觸策略與西方國家進行溝通，而應巧妙地融入到西方強大的權力體系中，與歐盟、美國建立良好的、融洽的合作關系，增強認同感，使中國氣候外交話語的主導權更具優勢性。營造有利的氣候外交話語環境，
總之，我們要從國內、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三個方面入手，才能促進話語環境朝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抵制國際氣候霸權話語的打壓。歐盟、美國掌握國際氣候話語權，往往以居高凌下的姿態對全球氣候問題指手劃腳，其出發點與目標看似正當，但實際上一切方案的出臺與實施都是為了滿足自身的利益。它們運用霸權話語權打壓中國，將中國定位于不配合全球氣候問題處理的角色。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采取積極對策，獲得歐盟、美國的減排數據，檢驗它們是否實現了減排承諾，深入分析歐盟、美國提出的氣候問題處理方案，探討其方案背后的真實目的。例如自稱是“承擔減排責任標兵”的歐盟，在2008年至2012年的年均減排量為2.13%，與他們預期的減排目標1.05%還相距甚遠⑨。將這些數據分析并公布，無疑會給歐盟一記響亮的耳光。此外，還可以通過質疑美國、歐盟在多次發言中前后不統一的說法，通過發言話語的異同來分析其用詞目的的改變，從而揭露其實施氣候談判的真正目的。只有將歐盟、美國的國際氣候霸權話語打壓下去，才能使他們直視氣候問題，提出更公平、更公正的解決策略。
綜上所述，中國是國際氣候外交關注的焦點，雖然起步較晚，但是中國在國際氣候問題解決中的主導地位不容小覷。我們應該將外交話語權作為提升我國在氣候外交中的影響力，成為與歐盟、美國相抗衡的利器。突破中國氣候外交中話語困境，將有利于改變中國在氣候外交中的不利地位，有利于改變中國在氣候外交中兩面夾擊的狀態，使中國獲得更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為中國氣候外交打下堅實的基礎。
（作者分別為青島大學法學院教授、碩導，青島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范為：《中國氣候外交的話語權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2年。
②楊銳：《美日氣候外交比較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3年。
③張妹：《提升我國氣候外交能力的對策研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3年。
④毛艷：“中國氣候外交議題策略探析”，《國際展望》，2011年第1期。
⑤凌勝利：“中國氣候外交的戰略布局”，《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⑥王偉男：“試論中國國際氣候話語權的構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1年第1期。
⑦沈玲玲：“全球變暖背景下的中國氣候外交”，《學理論》，2014年第18期。
⑧馬磊：“淺談氣候外交下的中國話語策略”，《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⑨周紹雪：“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戰略與外交政策之關系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第3期。
責編/于巖（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