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階層結構包括靜態層次的社會分層和動態層次的社會流動兩個緯度。鄧小平大力推行改革開放，提出了建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富裕等經濟改革理論，使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和流動范圍進一步擴大，同時增加了社會結構的彈性，為社會發展注入活力。

【關鍵詞】鄧小平經濟改革理論　社會階層結構　變化　影響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社會階層結構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中的主體骨架。依據社會學家陸學藝的研究，社會階層結構包括靜態層次的社會分層和動態層次的社會流動兩個緯度。①社會分層是根據一定的社會屬性，社會成員被區分為高低有序的不同層次的過程與現象。②社會流動是社會成員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地位變遷，即從某一種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的現象。③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緊密相關，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過程是社會分層的變遷過程，而社會分層狀態的變遷又表現為社會流動。

從新中國成立后到1978年，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較為單一，被學界概括為“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職業身份也比較單純，有三種職業身份：工人、農民與干部；受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社會成員流動性差，整個社會缺乏應有的活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大力推行改革開放，提出了建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現共同富裕等經濟改革理論，這些理論是鄧小平理論體系中關于經濟改革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和流動范圍進一步擴大，同時增加了社會結構的彈性，也為社會發展注入活力。

建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民的分層和流動

20世紀70年代，農民創造發明了包產到戶責任制。但由于受舊觀念的束縛，人們對于這種責任制深表質疑，因而包產到戶責任制的推廣相當困難。在探尋農業如何突破舊的體制，如何更有效地促進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作出指示，應該給予經濟發展緩慢、貧困落后地區一定的幫助，適當放寬當地的發展政策，使他們真正做到切合當地實際情況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進行交談的時候，進一步表達了他對農村包產到戶成績的肯定和支持，談話內容表達了農村包產到戶效果非常好，不必擔心其影響集體經濟的發展。這次談話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發揮了一定的導向作用，同時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實行。1980年9月，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肯定包產到戶是落后地區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的必要措施。自此，全國億萬農民放開手腳進行農村改革，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在農村逐步實行。

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的推行，適合我國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適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狀況，最明顯的效果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僅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而且實現了全國糧食的自給自足。然而，從我國整個農業發展態勢來看，人口多土地少的現實矛盾限制了農村經濟快速發展，這個問題一直無法回避。此時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為解決這一問題，實現規模經營，提供了可能。鄧小平就該問題指出：過去農村超過一半的勞動力都被局限在農業生產上，因為人均耕地面積少，許多人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而實行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業上需要的勞動力就更少了，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迫切需要流動，此時鄉鎮企業的崛起和發展就解決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對于農民自發創辦的鄉鎮企業，鄧小平曾頗為自豪地贊賞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他一再強調：“鄉鎮企業很重要，要發展，要提高。”④因為他認識到工業化和鄉鎮企業不可估量的成就對于解決農民發展問題具有重要作用。鄉鎮企業的發展使農民擺脫了歷史上的窮困處境，推進農民奔向小康富裕之路，而且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必然推動農村城鎮化的進程。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向其他領域流動的時候，這些農民必定會走出農村，進而向城鎮或城市流動，這樣就有利于促進農村城鎮化發展。所以農民流動是農村邁向城鎮化的初級條件，鄧小平認為總是把農民約束在小塊土地上，對農民而言沒有進步的希望，應該把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新型的中小企業和新興的城鎮。總之，工業化、城鎮化的形成和完善必然有利于推進我國農村、農業發展，這樣也對農民實現結構性社會流動提供了條件。

受人民公社和戶籍管理等制度的約束，改革開放之前的農民沒有生產的自主權，也沒有遷移流動的自主權，更沒有選擇職業的自主權，是一個成分單一、成員穩定的階級。鄧小平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認可、肯定及其政策的貫徹落實，對農民的分化和流動產生重大影響。第一，開啟了農民分層和流動的閘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以及鄉鎮企業的崛起，另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戶籍制度的打破，再加上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城鄉收入的差距等，都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生產部門游離出來，形成我國農民社會流動的局面。第二，農民的職業發生了變化。農民取得了在運輸業、商業、工業、建筑業等多種不同行業就業的機會，大量農民工涌向城市，常年在城市工作。有一部分農民因為找到比較穩定的工作，就選擇脫離農村在城市定居，成為城市居民。農民離開了祖輩長期勞動耕作的土地，其職業不再是只能在農村從事勞動生產。對各種非農領域的選擇，使農民實現了職業的轉化。第三，農民階層分化了。農業、工業、商業的有機結合體取代了單一的農業社會，清一色農民被分化為不同的職業階層。早在1989年，陸學藝就將農民階層劃分為8個層次：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手工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和農村管理者階層。⑤第四，農民流動的機會增加了。農民從土地、從農業生產活動中走出來，不僅在多種職業之間流動，而且在鄉城之間流動，進而使中國社會從一個嚴密封閉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流動、開放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