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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政府和民間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政府與民眾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要用治理代替管理，由管理向治理、自治過渡，走一條社會公共治理的道路，走一條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的道路。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中央集權的官民型社會已經開始變革，政府和民間都在探討一種政府與市民相互合作與協調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在較短時期內取得了飛速發展，但同時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挑戰。面對嚴峻的社會形勢，日本政府逐步放寬了對于民間組織的管理，并致力于探索新型的官民關系，推進了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

日本發展進程中的社會問題

二戰結束后，日本從戰爭廢墟中急速崛起。1956-1973年，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10%以上。1968年，日本的經濟規模躍居全球第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20世紀70年代，日本進入經濟穩定增長期。這一時期的日本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基本富裕，國民收入持續增加，財富差距逐漸縮小，城市居民生活安定，被稱為“新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獲得空前成長，國民滿足感大大增強，有“一億總中流”之說。

然而，日本發展經濟背后付出的代價也不容忽視。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走的是一條產業優先、以政治手段保證經濟發展的道路。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產生的公害問題，嚴重損害了市民的身體健康。高速道路、新干線、國際機場、發電廠等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大城市人口過密以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帶來了環境、交通、垃圾處理、水污染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問題。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出臺了“日本列島改造計劃”，在大規模開發浪潮下一批新興產業城市誕生。與此同時，不少歷史建筑物、歷史街區被拆毀或瀕臨拆毀，一些城鎮和社區缺乏個性，地區文化獨特性逐漸消失，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憂慮并極力抗議。

80年代，針對日本政治腐敗、貪污、浪費公款、信息不公開、金權政治、密室政治等現實問題，市民要求擴大政治參與。要求信息公開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一直未能走出低谷。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和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事件，令日本安全神話破滅，日本社會治理處于歷史性轉折期。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沿岸突發9.0級大地震，強震、海嘯與次生的核電危機災難疊加，使日本面臨著二戰后最為嚴峻的歷史考驗。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還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新問題，如：少子老齡化程度日趨加深，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得不到滿足；終身雇傭制面臨崩潰，契約社員、派遣社員增加；勞動環境惡化；失業率增高；貧富差距擴大；年輕人流向大城市導致地方社會缺少活力，等等。這些社會問題引起了國民的普遍關注。

放寬對民間組織的管理

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對民間組織的態度比較謹慎。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各地市民團體、志愿者在災后救援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使政府認識到了民間組織的正面作用。1998年出臺的《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降低了非營利組織成立的門檻，使眾多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較容易獲得合法身份。之后，非營利組織數量大規模增長，涉及環境保護、反對戰爭、婦女權益、社會福利、城市改造、社區建設、國際奉獻、災害救助、文化教育等眾多領域。

非營利組織在社區開展了多種多樣富有創造性的活動，不僅滿足了人們的需要，還密切了鄰里關系，促進了人們情感交流，給地方社會帶來了活力。一些非營利組織針對有育兒負擔的雙職工家庭，在社區設立育兒沙龍，提供圖書借閱和育兒咨詢服務。一些非營利組織利用學校放學后的教室、校園以及既有公共設施、民間設施，招募一些熱心公益事業的社區居民作為志愿者，在課余和周末為那些雙親上班的中小學生開展各種活動，極大減輕了父母的負擔。針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問題，一些非營利組織開展了細致入微的服務。如：為身體不好的獨居老人開辦送餐業務；派遣社區志愿者陪獨居老人聊天；針對護理困難的家庭開設“托老所”。這些服務既滿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緩解了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不足的困境。

除了在立法上對非營利組織進行支持，日本政府還在資金、稅收、場地、人員指導等方面鼓勵其發展。如：針對一些從事國際交流和國際援助的非政府組織，外務省導入了“非政府組織（NGO）事業補助金制度”，當日本NGO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官方開發援助（ODA）遇到困難時，政府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應對老齡化對策上，政府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非營利組織設立托老所、養老院、社區福利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