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經濟思想轉變概述
19世紀四五十年代對商業的認識。鴉片戰爭的失利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民族危機。一些有強烈危機意識的進步知識分子開始積極尋找改變中國落后現狀，實現國家富強的辦法。其中，以魏源等人為代表的一些經世派學者，致力于對傳統經濟模式、重農抑商思想的批判，并表現出對發展對外貿易的強烈愿望。中國的經濟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明顯的轉變。
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長期占據著清代經濟思想的主導地位。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學者在農商關系上有了新的認識。例如晚清名臣徐繼畬認為，西方強大的原因在于重視商業。他在《瀛環志略》中指出：“歐羅巴諸國，皆善權子母，以商賈為本計。關有稅而田無賦，航海貿遷，不辭險遠，四海之內，遍設埔頭，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國計全在于此，不得不盡心力而為之也。”②徐繼畬認為關卡有商業稅收，而田地卻沒有，西方的經濟全在于航海貿易，因而必須要用心經營，這也是西方強大的所在。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西方商業發展已經有了淺顯認識。魏源對商業的認識比徐繼畬更為深刻。他認為要處理好國家的經濟問題，就要大力發展商業，提出要“緩本急標之法”。“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于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先于食。”③魏源主張重商抑農，改漕運為海運、改官運為商運，同時允許官督民辦開設工廠，鼓勵私營，以利于商業的發展。
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進步知識分子在經濟思想上的轉變還重點表現在了對發展對外貿易的認識上。包世臣已經開始覺察到洋貨對國貨的沖擊，并對此表示了擔憂。他通過對比鴉片戰爭前后市場上布匹的銷售情況，發現洋布價格只有本地布匹的三分之一，造成以紡織為業的村子無紗可紡，很多棉農、紗農受到了嚴重影響。林則徐則對發展對外貿易持積極態度。他在《附奏夷人帶鴉片罪名應議專條夾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誰不爭趨?……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為內地人民格于定例，不準赴各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他還在《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中說：“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余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④林則徐顯然已經認識到發展對外貿易不但可以使內地人民獲利，對國家財政也大有好處，認為應該通過發展對外貿易，來幫助中國實現繁榮富強。魏源在對外貿易上有著獨到的見解。他主張通過發展對外貿易來增強中國的海權，提倡進口武器、鉛、鐵、硝、布等物資加強國防，抵御外辱。他在《海國圖志》中認為，處于海國時代，必須要發展海洋事業，建立新式海軍，加強國防；經略南洋；改良科舉，培養海軍人才；改良輪船，開展航運事業。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以魏源為代表的一批經世派學者已經逐漸認識到，傳統的農本政策已經嚴重妨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大力發展商業，開展對外貿易，才能使中國走向富強。他們重視商業和對外貿易經濟思想與傳統的重農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轉變，并具有進步意義。
19世紀60至90年代的重商、重工思想。從60年代洋務運動的開展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三十多年時間里，以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陳熾、鄭觀應等人為代表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具有了明顯的重商、重工思想。他們在大力批判農本思想的同時，進一步強調了發展工商業的重要性。
在改良思想家中，對于農本思想批判最為深刻的是王韜。他在《興利》中指出，政府對農業，只知征賦催租，縱吏殃民。因而不能以農為本，應當如西方對待商人，“蓋西國于商民，皆官為之調劑翼助，故其利溥而用無不足。”⑤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鄭觀應也指出：“商以懋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國，與士農工互相表里。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制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⑥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務辟荒地說》中也有類似言論：“夫商為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為創造國家、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⑦
一些改良派學者還期望通過商戰贏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鄭觀應的商戰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盛世危言·商戰》中說：“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蔽國無形。”“習兵戰，不如習商戰。”鄭觀應認為國家要對本國的工商業進行大力扶植，中國應該在工、農、礦、制造業等方面與列強展開全面競爭。商戰受到推崇和這一時期對外戰爭較少，對外貿易發展迅速有很大關系。
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一些改良派學者還表現出了對發展工業的高度重視。陳熾認為，洋貨都是工業產品，而國貨粗陋，貴賤相差很大，長久以往，“中國之金銀山崩川竭矣。”因此國家的命運、經濟命脈，“必系之于工商”，“工商二事……此富國之基也。”⑧薛福成指出：“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為體，恃商為用，則工實尚居商之先”。⑨他認為發展工業比發展商業更重要。這表明學者們對工業的重要性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
改良派的經濟思想相比之前的經世派，有著明顯的進步。他們不但進一步說明了發展商業的意義，還對工業的發展有高度的重視。但他們的經濟思想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例如這些經濟思想雖然十分強調發展工商業的重要性，但對于如何制定合理的工商業發展政策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家昌盛，仍然缺乏較為系統的理論和一些更為具體的措施。這個時期的改良派們也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進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對于發展工商業的必要性，只是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9世紀90代以后的發展民族工商業，推動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這一時期的學者們對民族工業的重要性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開始主張工業立國。在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一批進步知識分子發動的“公車上書”運動中，痛陳時局憂危，請求變法，并在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其中在經濟上希望以工業立國。康有為在《條陳商務折》中說：“商之源在礦，商之本在農，商之用在工，商之氣在路。”他認為：“國尚農則守舊日愚，國尚工則日新日智。”
致力于工業立國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實業家張謇。他認為在農、工、商中最重要的是工業。而商業屬于“皮毛”，農業為工業基礎，因而“工固農、商之樞紐”，“非此不能養九州數百萬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數千萬之漏卮。”⑩作為甲午年間的科舉狀元，張謇還充分利用自己的官方背景，使其工業立國的思想得以付諸實踐。1896年，張謇在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一舉成功。到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余萬兩。“這是第一次歐戰以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
一些學者還具有類似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由于洋務運動中大部分規模較大的企業都采取了官督商辦的方式，所以官場上的一些弊病也帶到了這些工廠之中。它們普遍存在貪污腐敗、中飽私囊等官僚管理方面的弊端。因此，很多知識分子的經濟思想中都帶有明顯的反對官督商辦，希望實行自由經濟發展的觀點。如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先后翻譯了穆勒的《論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論》等著作，其中就帶有明顯的經濟自由競爭的觀點。他在《原強》中認為：“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這表現出他對中國實現經濟自由發展的渴望。
甲午戰爭結束后，知識界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改革的要求，并表達出了強烈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這要比早期改良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有較大進步。正如康有為在《敬謝天恩并統籌全局折》中所說：“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此時，晚清的經濟思想已經逐步走向了成熟，知識分子們開始認識到，單純進行經濟改革不足以讓中國擺脫所面臨的民族危機，在政治體制上也必須進行改革，“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
整體而言，晚清經濟的思想是在不斷發展并取得進步。經世派的學者初步認識到了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并開始提倡向西方學習。早期的改良派思想家們更多的是通過對西方的淺顯認識，從“中體”中找出觀點來闡述“以商立國”的合理性。直到甲午戰爭慘敗后，知識分子們才充分認識到，政治體制的腐朽是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他們開始強烈要求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更好地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提升。從鴉片戰爭到清朝結束，國內學者們的經濟思想一直在不斷轉換著。不同時期思想者都試圖從不同視角找出可以讓中國實現強盛的道路。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人們的視野不斷開闊，對西方的了解也逐漸深入，在經濟思想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對晚清經濟思想轉變的思考
在道光時期，長期閉關鎖國的清王朝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感受到同西方列強的巨大差距。一些有識之士在驚嘆其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同時，開始并希望從中尋找到幫助中國實現富強的良策。這是引發第一階段經濟思想轉變的主要原因。
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統治危機。為了抵御列強的入侵和鎮壓農民起義，清王朝開始積極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開展了著名的洋務運動。過去學界曾把甲午戰爭的失利視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這種看法顯然有失偏頗。作為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經濟改革，洋務運動大量引進了西方科技和機器設備以及一些管理技術，使國內的軍工、紡織、鐵路、公路、郵政等事業有了顯著進步，推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發展。因此洋務運動的積極意義不容小視。伴隨洋務運動的不斷開展，一批有初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也隨之出現。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大多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訴求，并吸收了更多的西方經濟思想。由此而出現了第二階段的經濟思想的轉變。
隨著洋務運動不斷開展，晚清的經濟出現了較快發展的局面。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受到了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束縛。經濟越是取得進步，落后制度對其束縛就愈發明顯。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利更是讓人們徹底意識到，單純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不足以讓中國真正強大起來，必須通過對政治和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才能振興民族經濟，實現真正的國家富強。
綜上所述，晚清經濟思想的逐步轉變，是中國近代經濟不斷取得進步和知識分子努力尋求強國之路的結果。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加深，國內知識分子的經濟思想也在不斷變化。這些經濟思想是對當時社會經濟紛繁復雜的多面相的真實反映，表現出了他們強烈的發展民族經濟，實現國家富強的愿望，是晚清時期國人探索國家振興之路的重要成果。
（作者為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線文：“晚清重商思想研究”，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第4頁。
②徐繼畬：《瀛環志略》（卷四）。
③魏源：《圣武記》（卷十四）。
④《林則徐集·奏稿》，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85頁。
⑤王韜：《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5頁。
⑥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北京：圖書集成局，1898年，第2頁。
⑦ 張步先，蘇全有：“晚清重商主義與西歐重商主義”，《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第10頁。
⑧ 趙樹貴等：《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37頁。
⑨丁鳳麟，王欣之：《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2頁。
⑩蘇有全：“張謇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思想論略”，《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第36～40頁。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29頁。
責編/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