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1月27日， 當法國在和中國握手時， 歐洲“開啟了中國時代”。在中法建交五十年后，中國轉變的速度令人著迷，也耐人尋味。法國和歐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機，謹慎前行，而中國則將同美國一樣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一級。兩國之間在思想方面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在思想深處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中國同歐洲一樣，需要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證明政治和經濟的自主性，并且通過對自身文化記憶的深入分析與“重估”，來增強對自己文明遺產的信心。人們已經證實了第四次危機的來臨，能拯救我們的，并不是一場新的世界大戰，而是一種新的信仰。我們需再創造出一種面向文化對話的政治哲學，這就要求人們對這兩種文化的潛能給予足夠重視。

【關鍵詞】中法建交  文化對話  第四次危機  新政治哲學

“一個比歷史還要古老的國度……”

現代民主制度通過紀念自身的歷史，來試圖讓自己安心：她歡慶自身價值觀的勝利（比如，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停戰的日子）；也反思其與野蠻力量的搏斗（尤其是201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襲擊世貿中心的紀念日）。盡管有時候任何因素都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是外交史上具有標志性的一些日子，卻很少能在世界上各民族交往的新的歷史篇章中寫上一筆。

1964年1月27日就是這樣一個關鍵性時刻，它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當法國在和中國握手時，提醒了世界歐洲活力尚在，并準備作出新的選擇，用馬爾羅（Malraux）的話來說，就是“開啟了中國時代”。

不過，這僅僅是一份在巴黎和北京同時發表的簡明公報：“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為此，雙方在三個月內互相派駐大使。”

然而，這寥寥數語，表明了夏爾勒·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這位高瞻遠矚的國家領導人，勇于挑戰蘇聯帝國（當時中蘇關系已明顯惡化，不久雙方關系就徹底破裂，陷入論戰），追趕美國（1971年中美兩國開始了謹慎的所謂乒乓外交，到了1979年才正式建交），挑起總理府內部兩大對立陣營的紛爭。

確實，戴高樂將軍特別敬仰的正是“亙古不變的中國”（這個“比歷史還要古老的國度，堅定不移地追求獨立，鍥而不舍地維護中央集權，天生擅長自我反思，對外國人不屑一顧，卻為亙古不變的永恒感到驕傲”），在這番微妙的贊揚中，我們可以解讀出想要化解與共產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難處：不論當前的意識形態為何，中國依然是那個中國。

難道他曾經讀到過老子說過的“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煮魚時不要去翻動它們，因為有可能會把它們弄碎）么？毫無疑問的是，戴高樂將軍把中法關系的復蘇提到最高的高度，也就是“文化層面”（le terrain de la culture）。同一年，前教育部長，同時也是優秀的大學教師呂西安·巴耶（Lucien Paye）被任命為首任法國駐華大使；第二年，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本人，以文化部長的身份訪問中國。因為如果戴高樂將軍稱之為發展“從人民到人民的深厚關系”的愿望，是基于雙方在經濟、工業和技術領域的交流的話，那么他認為，多虧“兩國之間在思想方面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在思想深處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這一切才會變得可能、真切和有希望：兩國之間有相當多的有利條件，發展“一種不斷擴大的文化合作”。

在反殖民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作為1966年金邊談話的鋪墊，法蘭西共和國已經通過戴高樂的聲音，呼吁尊重國家主權，以便平衡國際秩序，也含沙射影地表達了，通過后來稱之為多極化的治理來超越全球兩極化管理的必要性。

我們相隔五十年后看到，這些講話肯定了國家和地區認同，同時也突破了地理、宗教、性別、個體和特定的邊界。法國和歐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機，謹慎前行，而中國（即便意識到自己尚不能適應這種急速發展）則將同美國一樣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一級，在這種各方都有著不同訴求，同時又有身份認同交錯的背景下，有可能（或者沒有可能）建立國際平衡嗎？

對“精神性的東西”，及其在橫向的政治制度中的“根基”的追訴，要求我們將與民族、傳統、宗教及個人創造相關的長時段的文化記憶，與政治考察相結合。中國的文化記憶，與法國在歐洲的文化記憶之間，有可能會產生什么樣的互動呢?

一名保加利亞青年學生的中國之行

作為一名來自保加利亞的青年學生，我曾聽說中法建交在思想界前輩的討論中引起了震動。當時一種主流的文學批評，促使我去閱讀老子和孔子之間的隱匿對話：兩位哲學和政治學方面的先哲的隱喻，互為參照又相互補充，可以作為斯大林主義之后“解凍”時期，民主治理的兩種可能的途徑。但正是在法國，我理解了中國覺醒的真正途徑，我靠著一份法國獎學金的資助來到法國學習，戴高樂將軍心系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的整個歐洲，他設立了一些資助“東方國家”的青年研究者的獎學金。正是在與中國建交的兩年后，我在巴黎讀到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卷帙浩繁的百科全書式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開始學習中文，但是與我的許多同代人相反的是，中國更令我著迷的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文明，而不是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我來自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但我自認為“幸免于”斯大林主義，也沒有患上“中國病”，在1968年“五月風暴”的背景下，與我同代的知識分子大都對此沒有免疫力。從中我發現了一種愿望的征兆，以及在我看來是集權主義垮臺時的革命激情，尤其是在左派人士那里，與此同時，西方的民主制在總體上也趨于僵化，用我們中間那些反對它的人的話來說就是“瘋了”。

1974年，在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三年后，我跟隨所謂的要“實地考察”的代表團應邀訪問中國。由菲利普·索雷（Philippe Sollers）帶隊，成員包括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馬塞林·裴勒奈（Marcelin Pleynet）、弗朗索瓦·瓦勒（François Wahl）和我，本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也是要去的，他在最后時刻沒能成行。我們訪問了北京、洛陽、西安、廣州、上海，以及另外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地方：我著迷于用櫻花染成的玫瑰色的綢緞，嘗試著破譯道觀和佛教寺廟里的碑文中所蘊涵的智慧，驚嘆于皇陵甬道和長城的恢宏，不過我主要的觀察對象還是我身邊那些真實的現代婦女。當時在紐約和巴黎正是女性主義的時代，我正著手為一家剛成立的出版社寫作一本名為《中國婦女》（Les Chinoises）的著作（法文版，Les Éditions des femmes，Paris，1975；英文版About Chinese Women，New York，Urizen Books，1977；London，Marion Boyars，1977；中文版《中國婦女》，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處于文化考察和政治焦慮的十字路口，我寫道：“如果人們對婦女及其生存環境和差異不感興趣，那么也就錯過了中國。”通過心理分析和人類學的交叉研究，我感興趣的正是人類的多樣性，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與我們的希臘—猶太—基督教傳統不同的文化記憶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種什么樣的治理模式。例如，認為宇宙是由“陰”和“陽”組成的，就用有表意文字來書寫。

因此，這本書的設問是關于建立在性別差異基礎上的社會公約（le pacte social）的根基，以及兩性之間的契約。通過考察中國家庭的歷史，以及中國婦女的命運（從古代一直到資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時期），我堅持認為，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同形態的關系，在深層次方面決定了倫理、信仰、宗教，顯然也包括家庭權力在內的各方面的多樣性，進而最終決定了風俗，甚至權力在整個社會中的表現形式。在一個避孕藥和墮胎在法國尚被禁止，女性部長也還沒有被社會廣泛接受的時代，中國似乎已經從中世紀的沉睡中蘇醒了過來，擺脫了蘇聯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和解決方案，促使人們思考“第二性”：不，是“半邊天”的未來。我把這方面的思考，具體為幾個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母性、家庭、兩性之間的和諧與戰爭），訪談這些中國女性，然后描繪出一個大概的輪廓。我有意識地觸及這些大問題，但僅僅只是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而不是要去回答它們：這是我自己研究“中國婦女”的方式，盡管只是管窺蠡測。正如莊子所言：“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

人們攻擊那個時代年輕的激進主義者，認為是以最不負責任的方式具體表現了集權主義，對此我總是感到詫異，我并不了解這種類型的“激進分子”。這本書中引申出的我們對于中國的興趣，在我看來，退一步看就像是“柏林墻”上出現的第一道裂縫：總體來說，是戰后分裂出的兩大陣營衰落了。目前正在發展的全球化，體現在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之中；對平庸化的普世主義我們也會馬上產生爭議。在不同的文明中，男性和女性，精神和身體，聲音和動作，口語和寫作，也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來劃分的；“中國思想”（或者確切說：“中國經驗”），為我們揭示了有關欲念、感知和政治的其他可能性。

說回到我自己，長期以來我都游離于一切形式的政治，盡力在內心尋找那些問題的答案，那就是：無意識、母性和小說。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政體甚至政治的改造必須要經過文化重塑，而文化重塑則要求我們關注中國文明這塊富有神秘色彩的大陸，我確信，在新一輪技術性和目前消費主義盛行的西化浪潮中，中國文明仍然具有活力。如果說“多樣性”在目前正在發展的全球化中并非是一句空話，那么敬請關注其他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

本著這種精神，我在2008年同一群友人共同創設了“國際西蒙·波伏娃婦女自由獎”（Prix international Simone de Beauvoir pour la liberté des femmes），我們在2010年把這個獎項頒給了兩位中國女性，法學家郭建梅和影視工作者、女作家艾曉明，以表彰她們在繼承中國反對蒙昧主義，倡導女性的解放和創造性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而創作出的維護婦女權利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中國將在這個新的千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相反，卻沒有人知道，人權標準如何與另一種傳統相連接。盡管互聯網已經取代了精致、柔軟的毛筆，但這種傳統必定不會認同歐洲文化引以為傲的極端自由主義的主張，人們也不知道這種連結是否有可能會帶來不可預料的發展。我試圖在這些中國婦女身上，抓住有關先祖的記憶和已消逝的優雅，她們已經完全成為了“世界新秩序”最完美的“管理者”（managers），還是能夠讓這種秩序朝著更加合理、求同存異、和諧發展的方向繼續進步？至于我本人，一直留意那些來巴黎求學的中國年輕人，無論他們是來研究分子和原子，還是來閱讀帕斯卡爾（Pascal）、狄德羅（Diderot）、科萊特（Colette）和薩特（Sartre）的作品。他們從我們身上學到的東西，同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多。以這些交流為基礎，他們會如同我們一樣，賦予自由以新的涵義。

當未來在這種新創造的自由下培養出來的考古學家，想要寫作一部中歐相遇的歷史時，會追溯到我們這一代，耶穌會士開啟了這段歷史，目前的世界一體化又讓它變得平庸化，而唯有在文化上進行接合的嘗試，才能使之有可能變得悠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