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的根源：工業文明的“叢林法則”

地球環境出現生態危機，并危及人類文明，主要是從農業社會開始的。農業文明使人類過著復雜的社會生活，《新全球史》中記載，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500年間，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北部、中國、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脈中部都獨立發展了復雜社會。絕大多數的復雜社會，其前身都是最初生活在能夠灌溉的河谷地帶或是靠近水源地區的規模較小的農業群體，他們都建立了政治權威和政府管理部門，通過稅收和收取貢賦的方式將社會剩余產品集中起來，再分配給那些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農業文明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人口猛增和人類定居生活，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在較適合人類生存的地區，大量的森林變成了農田，地表植被遭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地球生物圈的面貌發生改變。為了滿足人類越來越多的需求，過度放牧、過度耕種成為必然，人類文明的發源地遭受著地球生態的報復。

當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之后，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力遠超農業文明時期。大約在18世紀，人類首先在西歐進入了工業文明階段。工業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通過科學技術來控制和改造大自然，制造出在大自然狀態下不可能出現的產品。人類對大自然的態度也與農業文明時期大不相同，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成為了人類對待自然的主流思想，將大自然當作是取之不盡的資源來源。

中國農業文明的繁榮昌盛，在一定程度上被證實是對自然掠奪速度較慢的一種發展模式，以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經濟，雖不能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樣創造出龐大的生產力，卻也不會創造出一種強大的吞噬自然的力量。相反，大機器的使用，城市的發展，便捷的交通，人口的激增……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提升了社會的生產力，創造出巨量的社會財富。但是，工業化的發展以礦物燃料為主要動力，黑色的石油和煤炭被開采，黑色的煙霧、黑色的河流，隨之帶來的是黑色的工業文明。

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物質、精神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和發展，科技的進步使生產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人類在這一階段擁有了改變地球命運的能力，卻不知命運之神把人類推向了另一個深淵。工業文明實際上遵循的是野蠻的“叢林法則”。所謂文明，不過是相對于大自然的野蠻和無情而言的。當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破裂之后，人類真正的災難便開始了。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每一個環境污染的實例，都是大自然對人類敲響的一次警鐘。

中國的生態治理問題：經濟發展擠壓生態治理

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是中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共產黨人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就堅定地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定走工業化道路。康乾盛世時，即便英國正大力發展工業化，中國的GDP當時仍然穩居世界第一。此后，處于農業社會的中國并未停止發展。然后，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卻在很短的時間內超越了中國，這是工業文化對農業文化的勝利。帝國主義國家憑借著工業文化的優勢入侵中國，他們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人才開始放眼看世界。無數仁人志士得出的共同結論是必須走西方國家正在走的工業化道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富民強國，才能抵抗外侮。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抵抗外敵，推翻反動統治，最終走上富民強國的工業化道路。今天，中國終于在工業化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然而，工業化是把雙刃劍，在其身上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讓我們發達起來了，人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類文明達到了頂峰；另一方面，生態破壞就像魔咒一樣伴隨著工業化國家，中國也未擺脫生態破壞的魔咒。事實上，后發展的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工業化會帶來環境污染，并一直致力于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而其結果仍然是政府生態治理“局部有效整體失靈”。檢討政府生態治理行為，難道是因為我們政府治能力不足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工業化取得的成就充分證實了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的強大。準確地說，政府治理能力并非不強，而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治理能力強大，在另一些方面因各種原因未能顯示出其強大的治理能力。當前，政府在生態治理上就未能體現出強大的治理能力。

中國政府除了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發展經濟的能力現代化之外，還必須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展示生態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這種政府能力的現代化，給予了我們認知政府在生態治理能力上現代化的可能。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30余年里，能通過發展工業化實現富民強國，也能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生態的良好治理。這種可能的前提是政府能力現代化，尤其是生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取得成就，是政府能力現代化的主要方面，達到這一方面現代化的原因就是政府將自身“能力”全部放在了“發展是硬道理”上，政府的一切力量都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今天，檢討政府能力的現代化，就可發現我們還沒有像發展經濟那樣，把生態治理當作是“中心”工作。當前，推進政府能力的全面現代化，需要政府把更多的“能力”放在生態治理上。

（作者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高校社科研究重大項目“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路徑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4ZDAXM00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型城鎮化視角下社會體制改革與社會穩定長效機制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GJ213103；江蘇省協同創新中心“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