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在執政初期開展的反經驗主義斗爭，增強了全黨堅持社會主義前途方向的政治自覺性，但并未徹底解決階級斗爭經驗的誤用問題。此場斗爭在政治和現實層面的不同結局證明，基于確保執政安全和實現國家利益，我黨在依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理論化了的蘇聯模式的用語范式來架構本黨執政話語體系的同時，實際上一直堅持進行以我為主的執政探索。

【關鍵詞】反經驗主義    階級斗爭經驗    自主性探索    執政經驗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反經驗主義斗爭任務的提出與政治化

從革命語境轉入執政語境的經驗主義概念。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要求其政治建設任務進行相應重大調整，其中就包括建立起本黨的執政話語體系。在此體系里，圍繞鞏固政權這個根本問題，中共對其執政任務、活動方式和加強自身建設問題進行審慎分析和高度概括，形成統一、凝練且邏輯嚴密的用語范式。

經驗主義概念在中共舊有革命話語體系中已存在，借指幾乎所有被定性為因循守舊式的革命主張和活動方式。但在中共實際革命活動中，教條主義問題才是反對的重點。而轉入執政語境，一方面階級斗爭經驗已喪失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理論指導則成為標注實踐活動科學性的必要條件，這都決定了經驗主義概念會被引入執政話語體系并在其中占據關鍵位置。在尚未進入實際執政活動的檢驗之前，這種對舊有革命經驗的篩選，堅持的是這樣的思路：中共放棄殘酷的階級斗爭手段，而將本黨在斗爭中磨練出的堅強革命意志繼承下來，借以推動和平建設。

依此思路，在中共初建執政話語體系的過程中，諸如發動群眾、調查研究、艱苦奮斗、謙虛謹慎和戒驕戒躁等原本依托于階級斗爭環境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被從其原有階級斗爭式的產生環境中抽離出來，以優良革命傳統式的符號語言，標志為超脫于經驗主義問題之上的正確經驗總結。相反，革命時期中共借以開展階級斗爭的一整套具體工作經驗，則被置于經驗主義問題的范疇之內，警示全黨引以為戒，并對外界宣示中共放棄暴力手段而轉入和平建設的決心。從此意義上說，在大規模執政實踐開始前，盡管尚無從印證反對經驗主義問題的實際必要與可行性，而為了宣示良好的執政形象和進一步改善執政狀態，中共依然會提出反對經驗主義問題。由此，反對經驗主義斗爭就成為中共一項預設任務。

經驗主義概念的系統化。由于反經驗主義任務的預設，在大規模執政實踐開始后，反對經驗主義一度成為中共對執政活動進行查錯糾錯的主題內容。歷史地看，中共執政初期的大部分活動，例如開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增產節約運動，都對民眾動員規模和動員程度提出了極高要求。黨群特別是基層干群關系，對中共執政任務的實現施加直接和重大影響。在此情況下，基層干群關系成為中共監測執政活動是否出現失誤的基本依據。

由于反經驗主義任務的預設，在各級黨委闡述為何產生及如何解決基層干群關系問題時，經驗主義概念就一度成為了“關鍵詞”：基層出現干群關系緊張問題，被歸結于基層黨員干部的經驗主義錯誤和政策水平低下；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須從加強對基層黨員干部的政策和理論教育入手，堅決反對其經驗主義問題。在此背景下，1950年整風運動開展起來，成為中共執政后基于反對經驗主義的首次重大實踐活動。此次運動開展的結果，似乎從現實角度有力證明了反對經驗主義的正確性，為中共進行相關理論論證提供了實踐素材和現實動力。

進入1951年，中共以反對經驗主義為切入點，迅速掀起全黨理論教育的高潮。在此過程中，中共對為何及如何反對經驗主義進行詳盡論述，由革命語境轉入執政語境下的經驗主義概念，開始具有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

首先，關于經驗主義的定義。經驗主義被定義為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以為感性認識不必上升為理性認識”。其次，關于經驗主義的定性。經驗主義被定性為主觀主義錯誤，“割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①

最后，關于經驗主義的政治表現，則被概括為忽視理論學習的“危險傾向”，催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傾向以至功臣思想蛻化思想”。第四，關于反對經驗主義的路徑，即“廣泛的有系統的理論學習”。②

上述基于反對經驗主義的實踐活動和理論論證，推動執政語境下的經驗主義概念發展成為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系統。經驗主義概念的系統化，確立了中共反對經驗主義斗爭中的用語規范，也指導各地各級黨組織在開展此項斗爭中踏入整齊劃一的步調中，因而產生出的強烈“共振”效果，在全黨營造出反對經驗主義斗爭的巨大聲勢。反對經驗主義問題由此成為各地檢查和反思現實工作的主題。

反經驗主義斗爭的政治化。從現實性來看，要論證反經驗主義斗爭的必要性，關鍵是完整界定經驗主義問題的實際表現，在此基礎上，才能比較準確地評估經驗主義問題所帶來的現實危害亦即執政損失，也才能合理地證明執政實踐中堅持理論指導作用的重要性。

但歷史證明，經驗主義概念的系統化并沒有堅實的現實基礎。如前文所述，中共執政之初對經驗主義問題的現實批判，是以基層黨組織的執行力問題為出發點，由此首先展開對基層干部單純任務觀點、強迫命令工作作風的集中批判。在舊有革命語境下，基于開展階級斗爭的需要，這種工作方法未被質疑合理性。而在實際上嚴酷的革命戰爭環境中，這種工作方法對于快速推進工作部署也發揮了實效。而當轉入執政語境下，將這種對待階級敵人的工作方法因襲至對待人民群眾的工作中，顯然喪失了合理性。在實際工作中，強迫命令的工作作風也無疑會對黨群關系造成極大損害。從任務執行者的主觀角度來看，在中共執政條件下堅持單純任務觀點和沿襲強迫命令的工作方法，源于其“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③，確屬于經驗主義問題。

但是，聯系歷史實際情況來看，任務執行者堅持單純任務觀點與強迫命令作風，不能僅僅歸結于其“忽視理論的經驗主義”問題，更重要的原因是上級制定任務脫離了實際情況，使基層喪失了通過正常手段完成任務的客觀條件。這個問題在經驗主義概念系統化的過程中未被加以體現，極大削弱了反對經驗主義重要性的現實說服力。此外，在中共中央1951年2月發出的《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中，將黨內官僚主義問題直至功臣思想、蛻化思想也一律歸結為經驗主義問題，并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在于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也明顯缺乏說服力。特別是關于官僚主義問題，歷史實踐已反復證明，其產生和發展既有超越政權組織形態之上的深刻歷史和社會原因，同時也與某一特定政治環境中的權力分配狀況密切相關，④其解決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遠遠不是依靠主觀上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就能實現的。

上述情況表明，執政語境下經驗主義概念的提出和理論化，并不能準確反映現實活動的經驗主義問題，因而無法為論證反對經驗主義斗爭的實然性提供理論支撐。1950年整風運動開展的實際情況表明，很多地方黨委直至毛澤東等黨內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在此情況下，反經驗主義斗爭仍然呈現出全面推進的熱烈狀態，這表明中共中央發動此項斗爭顯然還有別的考慮。

《人民日報》1951年1月29日發表了題為《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社論。文章并未提及為何及如何反對舊有工作經驗，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忽視理論指導作用的實踐主張，指出當教條主義在工作上所起的作用已經不大的時候，就必須把反對經驗主義這個問題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由這篇社論不難看出，中共中央意圖通過開展反對經驗主義的斗爭，引起全黨對理論學習的高度重視，在黨內形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提高全黨干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上的自覺性，鏟除產生自發性實踐活動的思想土壤，確保各地的實踐活動都納入中央預定的軌道中去。

從此意義上說，經驗主義概念系統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反對經驗主義斗爭愈加脫離現實軌道的過程，因而也是此項斗爭完全政治化的過程。反經驗主義斗爭的政治化說明，確保執政活動堅持其既定政治方向，是其時中共中央確立執政思路的根本前提。其時中共中央對理論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視，主要基于后者的政治適用性—亦即對確保執政活動基本政治方向的強大約束力。后文將詳細論述，中共反經驗主義斗爭中對階級斗爭經驗的批判，只是橫向否定其在部分任務種類上的適用性，絕不是縱向否定其在執政條件下針對某些特定任務種類的適用性。而經驗主義斗爭的政治化，又使全黨集中注意力于如何依靠理論教育確保執政實踐堅持既定的政治方向，卻忽視了對階級斗爭經驗的誤用問題進行更加深刻的剖析，也阻礙了我黨對大量執政活動階級斗爭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作出客觀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