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古代懲處和預防貪腐職務犯罪的法律制度比較豐富，監察制度比較發達，注重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嚴懲官吏“受財枉法”和“監守自盜”的職務犯罪。研究古代貪腐職務犯罪的預防和懲處，對我國預防職務犯罪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官吏　貪腐　職務犯罪　防控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立官是為了國家治理，而非官吏本身，“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慎子·威德》）“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慎子·知忠》）“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恒公二年》）“官邪”是政權更替、改朝換代的原因。我國古代注意官員職務犯罪的防控，強調重典治吏，以實現對權力的制約。

古代懲治官吏貪腐職務犯罪的歷史考察

古代官吏貪腐職務犯罪的主要表現形式。我國古代官吏貪腐職務犯罪主要表現為貪污和受賄等犯罪。貪污和盜竊統稱為“盜”，《漢書·薛宣傳》將貪污之盜稱為“斷官錢自入己也”，《魏書·鮑勛傳》記載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斷盜”就是貪污性質的犯罪，《晉律》稱貪污犯罪為“居職其犯公坐”，隋朝將貪污解釋為“官物入私”。《唐律》中“監守自盜倉庫錢糧”中的“監守自盜”屬于貪污性質的犯罪。《大清律》中規定，“凡盜內府財物者，皆斬。”戰國時期，《法經》中稱為“受金”，作為“六禁”中的“金禁”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先后設了“請賕”、“受賕”、“償贓”等受賄職務犯罪，所謂“賕”，“以財求事曰賕”①；“事曲則諂意以行賕。”（東漢王符《潛夫論》）《唐律》將“受賕”稱之為“受財”，明清時期，專門以“受贓”來規范官吏受賄犯罪行為。

懲治司法官吏貪腐職務犯罪。西周規定司法官吏“五過之疵”與罪犯同罪。《尚書·呂刑》中有懲治司法官員職務犯罪的“五過之疵”的記載。②秦朝規定司法官吏“縱囚”、“不直”犯罪。為了防止法官徇私枉法或瀆職失職，秦律明確規定，法官在審判中有違法行為的要承擔刑事責任。《秦簡·法律問答》中記載：“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構成“不直”罪。“當論而端弗論，及易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構成“縱囚”罪。凡因過失使判決量刑不當的，屬“失刑”罪。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當時曾“謫治獄吏不直者，筑長城及南越地”。③唐律規定司法官吏有七種情況要承擔責任，即違反有關案件管轄的規定；判決不具引法律正文；超出告狀范圍審判；斷罪應向上級或者皇帝奏報而不奏報的；徒以上罪判決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屬讓其“服辯”的；違法刑訊的；故意或者過失出入人罪的。尤其強調故意“出入人罪”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出罪”即重罪輕判或有罪不判，“入罪”則相反，是輕罪重判或無罪判有罪。出入人罪的司法官吏，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則；過失者減故意者三至五等處罰。

懲治行政官吏貪腐職務犯罪。懲罰官吏職務犯罪是國家機關正常運行的需要。我國懲治官吏職務犯罪的立法可以追索到夏朝時期，《夏書》記載：“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墨”即貪得無厭、敗壞官紀。商朝為預防和減少官吏違法犯罪而專門制訂了《官刑》，其目的是“制官刑，儆于有位”。商朝的《官刑》中，規定有“三風十愆”的罪名，犯“三風十愆”罪，要處“墨”刑。西周《周禮·秋官·大司寇》規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職責是“以五刑糾萬民”，用軍刑“上命糾守”，用官刑“上能糾職”，以鼓勵賢能，舉論失職者。

戰國魏國的《法經》六篇中屬于職務犯罪的“輕狡”、“借假不廉”、“逾制”等，被列在《雜法》之內。《法經》第五篇《雜法》中有“六禁”，“六禁”中的“金禁”就是禁止官員受賄賂，“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④商鞅帶《法經》入秦，改為“六律”，秦朝關于職務犯罪的法律條文散列于“六律”之中，云夢秦簡“語書”及“為吏之道”中，反復告誡官吏要“廉潔”。漢朝的《九章》及漢律六十篇中，職務犯罪無專門的篇章，條文也散列于各篇之中；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封建刑律中逐漸形成職務犯罪的單獨篇章，除《盜》篇外，先后設了“請賕”、“受賕”、“償贓”及“違制”等篇來規制官吏職務犯罪，關于“受賕”，《漢書·刑法志》中解釋為，“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

唐朝關于職務犯罪的規定，表現出封建法律成熟時期的特征，重視用完善的法律來依法治吏，主要體現在《職制律》、《盜賊律》、《雜律》之中。唐律首次將六種非法攫取公私財務的行為歸納到一起，冠以“六贓”之名，即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其中受財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的主體都是官吏，贓的多寡是確定罪行輕重的主要依據。

封建社會后期懲治貪腐犯罪出現殘酷化趨勢，尤其在明清時期。嚴厲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點，《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贓”罪名，依照“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的原則，對贓罪的量刑明顯重于唐宋。明律對負有監察職責的御史等“風憲官”犯臟，加重處罰。清朝在清律中對職務犯罪規定齊全，延續了封建刑律重視吏治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