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發展規律來看，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工業要遠離城市，落戶到遠郊區。現在政府推動的工業化模式，需要承擔極高的社會成本。如果把開發權交還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他們就能直接和企業談判，政府只要通過規劃對用地性質以及環保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和限制即可，把自己從直接參與招商、征地拆遷的困境中解脫出來。而土地是農民自己開發，所以農民就不會浪費，不會像某些政府一樣，把大量閑置面積搞大馬路、園區景觀工程，或者以便宜的價格給開發商或工業企業，而是用最小的土地空間來實現最大的招商引資收益。

今天，當拆遷難度越來越大，工業用地對于地方政府已經是嚴重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不舍。如果把這塊利益釋放出來交給遠郊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政府再加以規劃約束，就可以減輕政府很大一塊負擔。那么這種低成本工業發展狀態至少還可以維持10年-20年。

實際上，現在全國一些地區有一些在集體建設用地上，由農民開發的工業園區，管理得非常好，資源配置極其合理，這些工業園區成本很低，不用拆遷，也不用補償，可以很好地推動當地的工業發展。如果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上發展工業園區的模式得到推廣，就可以繼續向工業發展提供低成本空間。

給予中小城市更多管理權和發展機會

《經濟參考報》：如您所說，在國際上，城市的發展是一種市場機制，城市之間可以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中國的城市是一個行政區，是有等級的，上級管理下級，下級的中小城市活力不足，對此應該如何改革？

李鐵：在中國各種資源隨著行政級別向上走，雖然分稅制到省和地級市，但省以下的縣鎮和上級政府之間的關系，還存在著包干和財政上繳體制，甚至土地出讓的收益也要上交。中央計劃分配中最有價值的土地指標大量被高等級城市截留。隨著不同等級的城市獲取資源的能力不同，也導致了城市間、城鎮間資源配置和公共服務水平差別拉大。

過去我調查過很多中小城市，有很多小城市非常有活力，但行政權力被剝奪，資源被拿走。所以，容納外來人口的能力大大喪失。我想必須要進行行政區劃管理體制改革，給這些中小城市更多的活力，能迅速的增長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平等條件下競爭，人口流動的空間流向就會更合理。我國有很多特大鎮，這些特大鎮改革往哪里走，中央已經做了宏觀戰略部署。

推進城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改變依照城鎮行政等級配置公共資源要素的管理體制，賦予中小城市更多的管理權限和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