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論的由來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美國學者費約翰建議將喚醒中國論的發明權歸于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

1887年，曾紀澤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后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后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于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據說此文發表之后，“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

但是喚醒論并非曾紀澤的發明，也不是針對中國的專利，日本、印度、韓國等東方國家，全都不約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喚醒”過。喚醒論是東西方對峙的文化語境中，基督教文化對于整個東方文化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論調，是“文明社會”對于“前文明社會”優越感的表現。曾紀澤是個基督徒，他借用了喚醒論作為話題入口，目的在于闡述中國溫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態。

據一位美國學者的大略統計，從1890年到1940年間，美國有60余篇論文與30余部著作在標題中使用了“喚醒中國”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可是，這些標題中所提及的喚醒對象往往是“中國龍”或“中國巨人”，從未有過“中國睡獅”的意象。那么，睡獅意象又是誰的發明呢？

寧選睡獅不選飛龍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梁啟超說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個人正在討論各自所見的奇異動物。某丁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的怪物，有人告訴他：“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 還說這就是曾紀澤譯作“睡獅”的怪物，是一頭“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試撥其機”，卻發現什么反應都沒有，他終于明白睡獅早已銹蝕，如不能更易新機，則將長睡不醒。梁啟超聽到這里，聯想到自己的祖國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長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指實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并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后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于各種新興的報章雜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志。

清末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寧選睡獅不選飛龍，除了將龍視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還與龍在清末所負載的各種負面形象相關，正如丘逢甲詩云：“畫虎高于真虎價，千金一紙生風雷。我聞獅尤猛于虎，勸君畫獅勿畫虎。中國睡獅今已醒，一吼當為五洲主。不然且畫中國龍，龍方困臥無云從。東鱗西爪畫何益？畫龍須畫真威容。中原豈是無麟鳳，其奈潛龍方勿用。乞靈今日紛鉆龜，七十二鉆謀者眾。安能遍寫可憐蟲，毛羽介鱗供戲弄。”在詩人心目中，龍這條東鱗西爪的可憐蟲，早已成為供人戲弄的對象，只有威武的獅子，才能用來代表祖國的形象。

睡獅論的傳播

庚子事變之后，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許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蔣觀云等，都曾創作《醒獅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學生歌》，收錄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獅歌》兩篇、《醒國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鄒容《革命軍》直接將中國比作睡獅：“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據說此書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