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船山的歷史文化觀基于他獨特的三重歷史感中，即純粹自傳性的個人歷史感、國家歷史感和文化延續的歷史使命感。在這三重歷史感的驅使下，船山自覺地考察和反思了整個中國政治史、學術史，包括詩歌史，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歷史觀、文化史觀、詩學史觀。正是在這種個體生命的體驗與反思中，船山由個體層面走向國家層面，由具體的歷史治亂走向文化的全面反省。

【關鍵詞】王夫之　三重歷史感　歷史文化觀

【中圖分類號】K01  　　　　       【文獻標識碼】A

船山對于歷史的認識源于其在具體的歷史時刻的個體生命體驗，即明朝滅亡的刺激。曾經無比繁榮、強大的明王朝在內憂外患之中，在農民起義和異族鐵騎的夾擊下，以摧枯拉朽之勢走向崩塌和滅亡。船山遭逢此變亂之世，切身地感受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機。可以說，終其一生，船山都在苦苦探究明朝滅亡的緣由，并試圖通過一種全面、徹底的反思，來尋找民族救亡圖存的良方。正是在這種個體生命的體驗與反思中，船山由個體層面走向國家層面，由具體的歷史治亂走向文化的全面反省。通過船山眾多的學術思想史、歷代治亂史，尤其是對詩歌史的評論，凸顯出了船山的三重歷史感。

個人歷史感

船山的第一重歷史感是基于其純粹的個人的歷史經歷，這相當于一種自傳性的個人歷史感，主要涉及到船山對自己過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設想。

船山的一生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醉心科舉的青少年時期。船山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知識分子家庭。他在24歲之前，和當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一心追求科舉功名之路，試圖通過科舉考試來光宗耀祖。在其父兄的引導下，船山發憤求學，4歲發蒙跟從長兄王介之開始接受經學教育。7歲那年，他已經讀完十三經，14歲考中秀才進入衡陽縣學讀書，得以閱讀縣州學之藏書，20歲就讀于長沙岳麓書院，盡讀該院之藏書。先后四次赴武昌參加鄉試，終于在24歲（1642年）那年科考中舉。但是，就在他科舉中第的那年冬天，農民起義的戰火徹底中斷了他求學顯名的夢想。

二是積極投身救亡圖存的中青年時期。26歲那年，曾經無比繁榮、強大的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風暴中壽終正寢。隨著吳三桂引清軍入關，船山的個人命運被卷入時代救亡圖存的洪流中。從24歲到35歲這十多年間，船山輾轉南方數省，積極投身于救亡圖存的事業中，先是拒絕為農民軍政權服務而不惜自殘形體。繼之，與好友管嗣裘、夏汝弼等人密謀起兵抗清，但是兵未發便遭到清兵的鎮壓而宣告失敗。最后，他不得已遠赴肇慶，投奔南明政府，繼續從事反清復明的大業。在顛沛流離、四處逃亡的十多年里，噩耗頻發，船山家破人亡。也正是在這天崩地裂的變革時代，船山的歷史觀、民族觀、階級觀都發生了巨大改變，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他由開始敵視農民起義軍到轉而支持聯合農民軍抗清。因此，他由一個地主階級代言人的形象逐漸轉變為一個堅定不移勵志抗清的愛國主義斗士。

三是以筆作刀、潛心學術的中晚年時期。35歲以后，船山逐漸認識到明王朝的滅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船山雖然放棄了軍事對抗清政府的行為，轉而投身于思想文化領域的抗爭，但仍試圖通過學術研究來實現救亡圖存的夢想。1660年，船山舉家遷往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定居，此后基本上結束了動蕩不安的流亡生活，過上了相對穩定的居家生活，開始了他的“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學術探究生涯。

縱觀船山一生的政治救亡實踐與學術圖存活動，既有夢想之花即將綻放之激動，又有夢想破滅的痛苦，更有顛沛流離、四處逃亡的無奈。親人的相繼過世、個人的榮辱與國家存亡始終交織在一起，個人個體性生命體驗與時代時間性歷史感緊密相連。

國家歷史感

船山的第二重歷史感則是基于整個明朝由盛而衰而亡的歷史事實，這種國家歷史感，涉及船山對其所處時代的反思和總結。強大的明王朝因何而滅亡？這是船山中晚年一直探尋的中心議題。船山立足于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試圖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士大夫之精神風貌等多個方面來尋找答案。政治上，鑒于明王朝滅亡的慘痛教訓，船山通過對幾千年的中國封建政治史的考察，清醒地認識到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專制政治的必然結果。正是立足于對封建專制政治惡習的深刻認識，船山對歷代正統儒者津津樂道的“正統”論，展開了爭鋒相對的批評，將正統論斥之為“非君子之所不齒”之“邪說”。批評朱熹等人的“止閏之辨”以混一為正統，搶得了天下便是王，無論手段多么卑劣，也無視什么民族都可以統治中國。這種觀點明顯具有特定的時代特征，與船山誓死不愿滿清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態度相關。因此，船山主張改革，但是又認為改革必須因人因時，既要維持政治穩定，就應切忌大張大馳。結合政治體制的改革，船山還從經濟、軍事、士人風氣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補充措施。從增強地方權力的角度，船山十分鮮明地反對行政權力介入經濟運作，提出了“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的經濟運行指導方針。因此，從“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的角度出發，船山堅決反對農業生產中的“合作均收”的經濟制度。而且，針對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導致民不聊生，最終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導致明王朝崩潰的現實，船山十分重視土地問題，提出“均天下”的設想。

但是，船山重農務本的同時，他也認識到保護和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出“大賈富民、國之司命”的商業策略，主張打破地區之間的貿易壁壘，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商品流通，這一政策也頗為符合明代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發展趨勢。軍事上，船山主張戰略上要獨立，軍事部署上要積極防御，這也是針對宋明羸弱的軍事現狀提出來的建議。船山最為重要的補充性建議是加強士人風氣的建設。船山對于士人的“躁競”、“氣矜”、“氣激”的普遍性“戾氣”非常反感。明代自朱元璋開始，對士人輕易實行刑罰，“廷杖”、“廠衛”、“詔獄”對大臣的侮辱、懲罰非常頻繁。這無疑造成了士人對抗的戾氣。船山雖然也批評君主的暴虐行為，但卻并不贊同士人的抗爭戾氣。特別是對那種“沽名釣譽”之徒的“氣矜”、“氣激”、“任氣”、“躁競”等行為很不以為然，批評他們恃“一往之意氣”而“有聞則起，有言必諍”。明朝直至其滅亡的最后時刻仍陷在激烈的黨爭之中而不可自拔。船山的批評雖有過激之處，但也不乏強烈的時代針對性。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時代憂患意識的驅動下，船山將自己探索的目光投向了更為廣泛的歷史思索之中，即有一種強烈的文化延續的使命感和歷史感。

人文歷史感

船山的第三重歷史感乃是基于如何使文化延續的歷史使命，這種人文歷史感涉及船山對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的反思、總結和構想。船山面對國破家亡的強烈刺激，在反思明朝為何滅亡的種種原因的過程中，逐漸從思想文化的痼疾上來尋找根源，將明滅亡的罪責歸咎于宋明理學的誤導，特別是明代心學異端思想的流弊。他敏銳地意識到，滿清入主中原，最大的危機就是傳統文化的延續與否的問題。延續傳統文化正是船山自覺意識到的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這也正是他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自我期許的真實目的之所在。

船山之所以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最終追溯到了宋代理學，是因為在他看來，宋代以后，漢民族政權的積貧積弱，正是理學惹的禍。宋代以前，儒家強調“內圣”與“外王”并舉，然而宋明理學卻專注“內圣”之學。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易》學在先儒那里是為“大法”，但在宋儒那里則成了只會誤國、亡國的“小技”。在這種只重“內圣”之學的氛圍下，士人大多沒有實干的才能，只能夸夸其談，最終導致了國家的滅亡。所以，船山不僅激烈批評朱熹等人只知近而不知遠，責備他們“矯枉過正”。于此同時，船山也不同意陸王心學所強調的那樣，人只能“以心循理”、“心外無物、無理”，特別是對王學末流，如何心隱、李贄等人所信奉的“野狐禪”式的學說大加鞭撻。在船山看來，他們空談心性而疏于實干，終是敗亡之學說。而船山自識的使命不僅在于延續文化傳統的命脈，更重要的是如何創建一種新的、可取的學說，從而等待時機以挽救民族于危難，避免“亡國、亡天下”的悲慘命運。

因此，正是在這三重歷史感的驅使下，船山自覺地考察和反思了整個中國政治史、學術史，包括詩歌史，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歷史觀、文化史觀、詩學史觀。船山關于歷史的總體認識是歷史可以分為自然史和社會人類史。而人的歷史正是自然史向人類史過渡、延續的中間環節。正是基于一種歷史的形而上的認識，船山從歷史的本質、動力、形態、價值理想以及論史方法等角度，系統地論述了他的歷史觀。

歷史文化觀

首先是關于歷史的本質及規律問題。在船山看來，歷史的本質就是“道”的開顯過程。具體而言，自然史就是天地宇宙的“道器”一貫、氣化日新，是陰陽之氣自行運轉的時間性過程；而人類社會史則是人運用自己的主體意識，遵循自然宇宙之“道”并能動地反映這絪缊生化、流動不息、變幻莫測之“道”，使得“道”不斷開顯出來的過程。正如林安梧所講：“船山學雖以人為中心，而且以人為詮釋的起點，但以整個理論體系來說，船山則強調皆可通極于道。”①這個“道”乃是宇宙大化流行之“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船山所認為的歷史發展過程呈現出某種客觀規律，即“理勢相成”、“理勢合一”。這個“勢”乃歷史之“勢”，是社會運動的客觀過程；這個“理”也是歷史之“理”，乃是這個客觀過程所表現出來的規律性。②具體而言，一方面是“理成勢”，歷史之必然規律體現在人類合乎規律的實踐活動中，也即“得‘理’自然成‘勢’”，“‘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③另一方面則“勢成理”，順著歷史必然之勢而產生的行為及現實，必然有其合理之處，所謂“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④總之，船山認為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合規律性的曲折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