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我國“十一五”以來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統計表（單位：億美元）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域分布。截止到2012年末，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亞洲地區的覆蓋率高達95.7%，歐洲覆蓋率為85.7%，非洲覆蓋率為85%，北美洲覆蓋率為75%，其他，拉丁美洲覆蓋率為56.3%，大洋洲覆蓋率為45.8%。總體來看，我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十分廣泛，覆蓋率也較高。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當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關乎國民生計的行業。但是近五成主要還是集中在批發、零售和制造業，其他行業雖然也有一定的份額，但是所占比重很低。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近些年來，跨國并購的并購數量越來越多，并購金額越來越大，有逐漸趕超新建投資的趨勢。僅2012年，我國企業跨國并購項目共四百多個，并購涉及金額達434億美元，并購主要集中在采礦、電力生產供應、文化娛樂、制造、交通、建筑及金融等領域。比如，三一重工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并購金額約4.2億美元，并購的金額雖然不算太大，但此次并購刷新了我國工程機械行業海外并購的記錄；中海油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并購金額高達151億美元，這是中國企業迄今在海外的最大的并購案；萬達并購美國AMC影院公司，并購金額為26億美元，這是中國民營企業海外的最大并購案，也是一例中國文化產業并購案。

2013年，我國企業跨國并購同樣延續了2012年的勢頭，如中石油收購埃尼東非天然氣區塊20%權益，并購金額為42億美元，這標志著中石油開始進軍東非，也是我國企業目前對海外天然氣田最大的一筆投資；國家電網入股澳大利亞能源企業，出資60億美元收購新加坡電力公司子公司澳大利亞Jemena公司60%的股權和澳大利亞新能源澳洲網絡19.1%的股份；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收購埃及項目，并購金額31億美元；中石化收購阿帕奇集團的埃及油氣業務33%的權益。隨著全球跨國并購浪潮的愈演愈烈，未來跨國并購的發展將越來越會成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方式。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者構成及投資來源地。總體來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者仍然是國有性質企業占比偏高，未來應該增加民營、私營的比重。投資來源地還是集中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中西部占比仍然偏少。廣東省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省份，其次為上海、山東、浙江、江蘇、北京等省市。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存在的問題

投資區位分布極不平衡。當前，雖然對外直接投資額度增速很快，但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極不平衡，主要的投資地為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及開曼群島等避稅地。對“避稅天堂”的直接投資的確可以達到避稅目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域流向的真實狀況制造了虛假現象。對外直接投資區域中，發達國家占比偏少。雖然從總量上來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提高較快，但是與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存量相比，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還是偏少。未來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應該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方向。

對外直接投資質量較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量很大且呈連年增長趨勢，但“量”有了保證，“質”卻沒有太大提高。由于研發不足，缺乏核心技術，大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仍然主要在做技術模仿工作，許多行業生產的產品核心還是依賴進口，還不能自主研發做出領先于同行的核心技術及產品。

缺乏對外直接投資的長效機制及總體發展戰略。有不少企業并不是在其生產經營活動發展到一定規模需要對外直接投資時而去投資的，而是帶有某種偶然和試探，這樣就會導致對自身認識不足。加之對投資東道國的情況沒有一個充分的了解，投資有些盲目導致成功率較低。還有一些企業其實是為了其商品的出口而進行的，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投資活動，這樣可能只會注重短期的收益，進而缺乏對外直接投資的全面規劃及長效機制。

政府發揮作用不充分。我國政府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活動中沒有充分發揮其應該發揮的作用。比如產業政策及行業導向不夠明確會導致企業盲目對外投資；缺乏制度保障會導致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遭遇政治風險導致投資失敗；缺乏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有效監管進而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另外，我國政府對于境外直接投資的關注主要還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對其他中小民營性質企業關注支持不足也會導致其海外投資無法發展壯大。

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三十余年了，但是到現在我國還沒有一部有關對外投資的法律。現行的有關法規、管理辦法等不夠系統，容易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很難適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的需要。特別是對于一些私營中小企業來講，在海外投資遇到問題很難得到相應法律的保護和幫助。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域選擇中出現問題的原因

一是內因。從我國投資母國方面來看，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扶持力度較大，在進行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新建投資或者是跨國并購行為，可以說是“不差錢”，其背后有政府的強大支持。對于民營企業來講，其規模一般都是中小型，或者小微型，因其所獲利益不能和國家經濟利益直接掛鉤，因此政府一直以來關注較少。比如當前我國近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難以消化，政府可以出臺政策讓中小民營企業借貸一定額度的外匯鼓勵其對外直接投資，當然要充分考慮風險。再者，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觀念講究中庸之道，講究維穩，冒險精神欠缺，因此很難造就像美日一些發達國家一樣的企業家。因此，有夢想成為企業家的創業者轉變觀念，培養敢創敢干的創業精神在當前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是外因。從投資東道國來看，特別是美日歐這樣的發達國家及地區，對我國企業的進入有極強的排外性及敵對性。比如，2005年6月，海爾集團發出聲明欲收購美國美泰公司。海爾當時若能收購成功，不僅可以獲得美泰的品牌和市場份額，更利于海爾集團在美國及整個北美市場的發展。同年7月，中海油擬對加州聯合石油進行收購，此舉在當時也認為是一種強強聯合的合作方式。然而，這兩起并購案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雙雙宣告失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還是美國的排外性。美國作為一個極度崇尚經濟自由競爭的國家，對帶有“國家血緣”的企業有一種天然的戒備心理。盡管海爾一直宣稱其屬于集體民營經濟，但其也存在一定國有成分；中海油更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國有企業，盡管其在并購過程中一再宣稱，此并購只是單純的企業經濟行為，但是美國政府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海爾的收購成為對美國名牌“美泰”的占有，中海油的并購行為則更是對美稀缺石油資源的明目張膽的掠奪 ，此舉是中國對美國的公然“挑釁”，以至于白宮和美國國會對該事件都介入了調查。正如中海油在其宣布撤回并購要約的公開信中所言，美國政界給我們的并購帶來的阻撓，確實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