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責任終身制必將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④這就是說,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市場治理等多個領域的治理現代化,核心是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有效的政府治理就是要推動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設,有效的政府治理必然首先是有限的政府治理,只有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和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實質是合理厘清政府職能和政府權力的邊界,以及各級政府間權力的劃分問題。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對決策權——政府治理中最重要的權力的限制和約束,重在約束決策者管住決策權,重在激勵決策者用好決策權。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創新政府建設。2013年3月17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強調,實現三項任務需要有三大保障,首先就是建設創新政府,依靠改革開放使經濟社會充滿活力。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激發了社會和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動力。當前,財稅、土地、戶籍、金融等諸多領域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因素束縛著社會活力的進一步激發,這既關系到切實的民生問題,又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在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今天,如何攻堅克難,需要政府發揮創造性,需要每一個干部發揮創造性,作出創造性的改革決策,用簡便管用的制度創新推動發展。決策責任終身制的根本目的是通過責任制度建設推動決策者創新決策,創造性地深化改革,創造性地簡政放權,創造性地推進治理現代化,既要有敢啃“硬骨頭”的決心和勇氣,更需要善于啃“硬骨頭”的智慧和路徑。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責任政府建設。責任政府重在服務,重在回應,重在承擔起為民服務、人人享有出彩機會的責任,這就要求政府治理必須切實轉變理念,從以自身為中心轉變到以百姓為中心。政府管理時代,政府以自己為中心,覺得百姓需要什么服務就提供什么服務,覺得百姓什么時候需要服務就提供什么服務,覺得百姓喜歡什么方式接受服務就以什么方式提供服務,所以導致許多決策行為的短期化、自我化。政府治理新時期,政府就不能以自己為中心,而要以百姓為中心,百姓需要什么服務就提供什么服務,百姓什么時候需要服務就什么時候提供,百姓喜歡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提供服務。政府治理現代化要求決策者在做任何決策前都要問需于民、問策于民、問計于民,與相關群體進行決策協商,注重民主決策,尋求最大公約數,以群眾滿意為根本導向,從注重自我感覺好轉變到讓百姓感覺好,切實承擔起責任。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廉潔政府建設。廉潔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權力的范圍要有限,權力的使用也要有限,“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越大越集中廉潔的可能性就越小,權力行使沒有約束的地方廉潔的可能也越小。具體來說,一方面,決策責任終身制有利于推動決策者簡政放權,減少政府的權力,減少政府的職能,激活社會、市場、地方的活力與動力;另一方面,決策責任制有利于管住決策權、用好決策權。管住決策權就要約束決策者,發現決策失誤能夠隨時啟動問責機制;用好決策權就要激勵決策者,激活決策者做好決策的動力和能力,從而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法治政府建設。法治政府意味著權力的行使和運用要依法,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決策,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決策。同樣,任何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通過法治方式推動改革,也就是意味著先立法后實施。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要通過頂層設計的方式,通過汲取已經探索決策責任終身制的地方政府的有益經驗,上升為法律的層面,對決策責任終身制的適應范圍、問責的主體、問責的標準、問責的程序途徑、問責的啟動機制以及問責的責任形式都要明確規定,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簡便管用的問責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