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的快速升遷引發了社會廣泛爭議。媒體營造的“80后”領導干部形象與社會現實存在較大偏差，是媒體符號建構的產物。通過實證研究給出一幅關于“80后”領導干部較為真實完整的群體鏡像，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關于“80后”領導干部重塑媒體形象的思考與建議，以供有關方面決策參考。

【關鍵詞】80后領導干部　媒體形象　社會建構　現實重塑

2008年以來，網絡媒體密集報道了一大批“80后”領導干部，這些消息在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公眾的廣泛質疑。如果社會公眾由此產生對于中國未來干部群體的片面印象，甚至是錯誤預期，廣泛質疑政府官員執政的合法性，對中國執政權力產生信任危機，這將對中國政府的執政能力建設帶來極其嚴重的影響。

基于此，客觀公正地把握“80后”領導干部的媒體形象以及官員的流動真實狀況，對于我們了解當下中國權力分布狀況以及未來執政預期，推進執政能力建設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媒體形象之實證研究

為準確完整地把握“80后”領導干部的真實狀況，我們利用百度搜索引擎，輸入關鍵詞“80后官員”，將媒體報道的有名有姓、有基本信息報道的“80后”領導干部進行仔細甄別，剔除模糊報道的無效樣本，共獲得86個有效樣本，設置了性別、受教育程度、職位分布、行政級別、正副職等相關變量，參考父輩資源利用、身份特征、是否破格等因素，利用SPSS分析軟件對“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整體媒體形象進行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女性“80后”領導干部撐起半邊天，性別刻板印象明顯。從性別上看，男性“80后”領導干部占59.3%，女性占40.7%。男性的比例占有優勢，女性數量上相對弱勢，但也占到四成之多。當然這組比例數字不能完全體現女性在我國權力結構中的現實情況，尤其是女性在重要崗位或者說決策性崗位所占比例離聯合國女性在國會或議會參政比例不低于30％這一目標還有很大距離。

從性別與正副職交叉分類表可以看出，與男性比較，女性正職明顯低于男性（16∶23）。就女性而言，承擔副職的女性干部要高于承擔正職的人數（19∶16）。從領導核心層方面來看，80后女性干部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明顯。今后，選拔擔任正職的女性領導干部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迫切任務，以便使更多女性“80后”領導干部承擔更大的執政責任，而不應是男性領導者的“裝飾”，或者成為一些“執政花瓶”。

過度渲染女性性別特征，是網絡媒體對女性“80后”領導干部宣傳的一大特色。對于女性官員的報道，“80后”、“美女”、“最年輕”是三大社會標簽。“80后”美女副市長董海濤，美女副縣長李梅，“80后”美女副市長鄭曉燕，湖北“最美女常委”范陽等，無不帶有“美女”的標簽，而湖北江陵縣縣長王玲玲則冠以“最年輕女縣長”，五眼泉鎮鎮長牟陽則以“最年輕女鎮長”相稱。新聞媒體在炒作“80后”女性領導干部時，無不以“年輕”、“美女”等女性性別特征字眼來刺激受眾的眼球，從而在大眾面前樹立“80后”女性領導干部的偏向性別形象，而非德、勤、能全優的正面形象。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為主，研究生學歷比重有所增加。從教育程度上看，“80后”領導干部獲得大學本科學歷者占50%，是“80后”領導干部學歷的主體，獲得碩士學歷者占31.4%，獲得博士學歷者占10.5%，研究生學歷者占總體的41.9%。因此，“80后”領導干部的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學歷為主。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生高學歷人才比重將會呈現進一步增長態勢。2009年中央黨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針對“80后”領導干部的調研報告也認為，中央國家機關的“80后”干部“學歷較高”。這份調研報告的結論與本研究所獲得結論基本一致，“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學歷以本科為主，研究生學歷比重有所增加，而非“高學歷”水準。

職位分布以共青團各級別書記副書記為主，正副縣長、副局長職務不容忽視。從職務分布來看（這里的職務分布只涉及到職務名稱，不涉及職務所代表的行政級別），擔任共青團各級別書記副書記的人數達到35人，占全部總體的40.7%，是“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任職的主要陣地，縣長副縣長17人，占總體的19.8%，副局長人數為10人，占總體的11.6%。

就行政級別而言，“80后”領導干部中副廳級干部有13位，占總體的15.1%，處級干部有21位，占總體的24.4%，副處級干部31位，占總體的36.0%，副科級干部13人，占總體的15.1%。從上述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在“80后”領導干部中，處級、副科級干部（占總體的60.4%）才是目前其主要行政級別分布。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發現，這批行政級別以副職居多，有些職位雖是“副局長”，但實際行政級別僅為副科級，由此可見，目前執政的“80后”領導干部仍然職務較低，形成了機關基層的基礎性力量，而非網絡媒體呈現給受眾的“手握大權，位高權重，主政一方”的政府“大員”之表面印象。

身份因素依然堅挺，破格提拔爭議最大。中國已經步入現代社會，身份對于公民向上社會流動的限制性較傳統社會大大弱化，但其影響力仍然存在。在86位“80后”領導干部中，除去64位未明身份外，有8名“選調生”，4位“村官”，10位寫明“掛職”經歷。

中組部于2000年、2012年相繼出臺《關于做好選調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和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通知》。從這兩個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大學生的選調生或村官身份，將成為“80后”領導干部日后短期內快速提拔重用的一個非常重要標準。當然“掛職”鍛煉也是“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快速晉升時特別強調的一種社會身份。通過掛職身份的強調，突出了干部提拔重“基層經歷”及實干精神，為其快速上臺執政提供實力上的合法性。

政府有關部門在回應社會質疑時，稱對9位“80后”領導干部使用了“破格”，其中包括了湖北神農架林區區長周森鋒、館陶縣縣長閆寧、五眼泉鎮鎮長牟陽等九人。目前，關于官員破格提拔任用的實踐尚處于摸索階段，沒有形成清晰、規范的制度體系。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破格提拔政策，但在具體操作時隨意性較大，難免出現借破格提拔之名行出格提拔之實。這才是中國民眾對于“80后”領導干部快速、密集上位最為擔憂的事情。

綜上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獲得關于“80后”領導干部的網絡群體形象：男多女略少，女性干部撐起“半邊天”；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以本科為主，研究生學歷者將大幅上升；共青團干部占主導，職位多居副職，縣級、副局長職位比重較大；就行政級別而言，處級干部成為中堅力量，副廳級和副科級分布均衡，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身份因素依然堅挺，破格提拔社會爭議最大。

“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的媒體形象

民眾對于“80后”領導干部的印象主要是基于大眾傳媒尤其是網絡媒體營造出的“信息鏡像”。媒體炒作經過新聞選擇后的新聞事例，給我們造成一種媒體錯覺，即這批領導干部都“過于年輕，學歷很高，升遷速度過快，官二代，有背景有后臺，位高權重，主政一方。”事實是，年輕不是問題關鍵，年輕是因為國家政策要求所致；學歷也不是很高，以本科為主，近幾年研究生學歷才有所上升，是“學歷較高”；也并非大多“官二代”，很多“80后”領導干部被證實沒有很深的家庭背景和后臺；也不都是位高權重的“大員”，而是副職居多，共青團干部占多數，處級干部、科級干部占主體，由此形成中國權力體系的中間力量。

那么傳媒是如何建構“80后”黨政群領導干部群體媒體形象的呢？我們運用社會建構理論來進行分析。

建構主義認為，人們不是靜態地認識、發現外在的客體世界，而是經由認識、發現過程本身，不斷構建著新的現實世界。在此社會建構過程，符號參與意義建構的全部過程并成為建構的主要手段。網絡媒體具體通過以下幾條路徑來構建80后領導干部媒體形象：

一是刻意炒作“80后”這個社會標簽，營造一種“80后”領導干部過于年輕的媒介印象。不管是29歲湖北宜城市長周森鋒，28歲山東“最牛廳官”張輝，還是23歲當上副局長的王然等，媒體無疑是拿“年齡小”作為噱頭吸引受眾眼球。由于過于年輕，勢必會牽扯出他們背后是否存在“背景”以及“后臺”的廣泛質疑，媒體在年齡問題上做足了文章。

二是過度渲染女性性別特征，營造一種上臺“潛規則”的刻板印象。在新聞報道量較多的“80后”女性領導干部中，新聞媒體無不冠以“美女”，像美女副市長董海濤，美女副縣長李梅，湖北“最美女常委”范陽等，媒體過度渲染這些女性領導干部的性別特征，而非其執政能力，給民眾造成一種美女領導干部上臺背后必有“潛規則”的印象，或者造成一種“執政花瓶”的思維慣性。

三是運用凸顯和回避兩手報道策略，人為增大了某些個案的社會爭議度。“80后”領導干部有名有姓的有近90之多，但實際上反復炒作的個案僅有張輝、周森鋒、閆寧、牟陽、董海濤、李梅、孫靚靚、劉婷婷、王然、范潔等十幾個，其余的僅有基本簡介，并無大量新聞報道，這樣就造成了某些個案的特征過于凸顯，而另外一些個案的特征被隱藏，社會爭議被人為擴大化。作為副廳級“80后”干部的周森鋒被大量報道，從“學歷門”到“背景門”、“打傘門”、“論文抄襲門”、“香煙門”、“程序門”、“夫人門”，無不被挖了個底朝天。而同樣是副廳級“80后”干部的郭文杰、周密、賈琳、王正儒、湯瑞、楊元飛等人的報道少了很多。

一句話，新聞傳媒利用自己手中的話語權，使用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自言自語”地建構出一幅并不太真實的關于“80后”領導干部的媒體畫像，從而將“80后”領導干部社會問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