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非常巨大，高增長不可能就此結束

自2009年之后，中國經濟增長遭遇到了短期瓶頸，經濟增長因此而趨于下行。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瓶頸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投資回報率下降，遏制了投資的增長；第二，出口下降，導致總需求下降；第三，勞動成本持續提高，嚴重擠壓企業利潤，致使生產性資本流向虛擬的金融領域，而這極有可能轉變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障礙。

面對經濟增長減速，有一種觀點正在迅速地被人們所接受，那就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時代結束了，我們將進入一個低速增長的新時期，人們必須適應這樣一種“新常態”，而不要刻意去追求不可企及的高增長。但是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把短期問題與長期問題混為一談了。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從傳統農耕經濟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大致都會有長達上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期，原因就在于經濟增長處于轉型期的國家都具有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它們分別是：來自于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帶來的巨大投資機會；以及通過對外貿易獲得的“干中學”效應。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轉型發展不過才30多年，高增長不可能就此結束。

第一，中國農村還存在著數量極其可觀的潛在勞動力，如果中國能夠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美國的水準，按照可耕地占世界可耕地的比重來算，中國只需要投入500萬到800萬農村勞動力就足夠了，這樣中國就有足足6億人口需要進城，至少有2億勞動人口可供城市工業部門雇傭。

第二，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占比高達50%以上，然而在發達工業化國家，農村人口占比一般都在2%左右，所以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遠未結束。

第三，中國的工業化正處在從簡單加工制造向重化工發展階段演進的關鍵時刻，工業化發展空間依然巨大。

第四，中國與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差距雖然有所縮小，但“干中學”的機會幾乎遍及各個經濟領域。

第五，資源約束可以通過進口和技術進步來加以突破，環境惡化可以通過治理來加以解決。當下發生的較為嚴重的環境問題根源在于“管而不治”，只要政府采取積極的態度加以治理，環境并不會構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瓶頸。由上可見，維持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非常巨大，怎么可能就此步入像“新常態”論所說的那種低速增長的階段呢？

中國也無法接受低速的經濟增長

進一步而言，目前中國不僅沒有進入所謂的“新常態”，而且也無法接受低速的經濟增長，其理由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從存量角度來看，中國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仍然極其巨大，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也處在歷史高位。假如沒有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既不能解決就業問題，也無法讓房價軟著陸，從而對沒有工作機會的貧困人口和已經擁有房產的居民來講都會產生巨大的風險。

第二，從流量的角度來看，假如沒有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將不可能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根據國務院規劃，在“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將新增就業4500萬人，轉移農業勞動力4000萬人，這意味每年必須保持4%左右的新增就業率。如果按照新常態增長，以6.5-7%的實際增長減去4%的就業增長率，那么每年就僅有2.5-3%的凈增長，按此增長率，中國已經就業的存量人口之收入要想在目標期內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第三，再從國際視角來看，盡管中國尚未開放資本項目，但經常項目和監管盲區下的資本跨境流動規模非常巨大。只要中國經濟增長減速，那么原先進入中國套利套匯的短期資本就會迅速撤離，由此帶來的流動性沖擊極有可能觸發中國的金融危機。

由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到兩個基本結論：第一，中國仍有巨大潛力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第二，刻意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帶來災難性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