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之前完成利率市場化
陳雨露認為，沒有利率市場化，就沒有統一的市場，也就沒有健全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言。從國內目前的金融市場環境來看，由于利率管制下的存貸款利率與市場利率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市場競爭已經開始驅動銀行通過各種創新業務對現行利率管制進行突破，如發行高利率理財產品變相“攬存”、幫助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置換貸款等。這些事實表明，繼續推行利率管制的市場基礎越來越薄弱，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競爭和信貸市場上的利率扭曲已經開始“倒逼”利率市場化改革。再從金融機構的情況來看，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穩健的銀行體系已經初步形成，當前的中國銀行業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因此，不管從金融市場基礎還是從金融機構基礎來看，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推動利率市場化的時機都已經基本成熟。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下一步改革中，可考慮先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擴大對人民幣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的區間，最終實現存貸款利率的完全市場化。
按照影響的重要程度，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路徑是：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在貸款利率基本由市場決定的情況下，可允許存款利率向上浮動一定幅度。存款利率上浮可首先在具備了財務硬約束條件的金融機構中試點，逐步將存款利率上升預期轉變為市場定價，這一方面可以緩和利率放開對社會經濟形成的沖擊，另一方面也可以為逐漸實現完全市場化創造條件，同時能有效防止體制突變所可能帶來的各種潛在問題。
在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相關配套制度的改革也必須跟上。一是要繼續加強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提高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 IB O R )的基準性，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完善利率定價機制，增強風險定價能力。二是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逐步完善金融安全網，在促進優勝劣汰和高風險金融機構有序退出的過程中，有效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三是要同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理順國內外價格之間的傳導機制，促進形成開放統一的金融市場和價格體系。四是要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加強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防止“問題金融機構”因獲得過度的定價權而導致高息攬儲、攪亂市場等問題。五是要有效把握資本賬戶開放的節奏和秩序，使利率市場化改革與資本賬戶開放的實際進程相匹配，防止改革進程錯配所導致的各種潛在風險。
以1996年放開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為標志，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迄今已經歷了17年時間。如果按照平均20年、最長23年(印度)的時間表粗略推算，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應該在未來的3-5年內完成，即2015—2017年之間。如果結合中國在2020年之前實現資本賬戶開 放 ， 那 么 ， 利 率 市 場 化 在2015—2017年之間完成也是比較合理的時間安排。
推動“金融大部制”改革實施“全口徑監管”
危機后各國的金融監管紛紛加強了宏觀審慎。從監管的目標對象來看，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的風險點不是特定金融機構的個體性和異質性風險，而是整個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共同風險暴露，因此，推行“全口徑監管”勢在必行。事實上，“大金融”理論下的動態網絡型傳導機制表明：由于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錯綜復雜，一旦系統逼近臨界狀態，任何微小的擾動就可能導致網絡關鍵“節點”的失效，從而引起整個金融網絡系統的崩潰。因此，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影子銀行”等規模較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各種類金融產品，都應該被納入監管范疇。
在多頭監管體制下，分立的監管機構往往只關注自己管轄范圍內的局部穩定，而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累積卻漠不關心。為避免這一問題，在新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下，必須對監管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統一監管體制不僅與宏觀審慎的“全口徑監管”要求相匹配，而且在監管的有效性和對市場的敏感度方面也具有非常突出優勢。在下一步改革中，應積極推動“金融大部制”改革，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委員會，全面統籌協調宏微觀審慎監管。
構建“三位一體”的大金融宏觀調控體系
基于金融和實體經濟相統一的基本思想，“大金融”命題下的金融宏觀調控必須以一種更加系統的思維，同時結合危機后宏觀審慎改革的最新趨勢，全面構建包括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宏觀審慎政策新框架。這一框架必須在全面考慮金融體系因素的基礎上，系統糾正傳統宏觀經濟理論在金融方面的認識不足，以及傳統政策模式下單一和孤立的政策工具在應對信貸扭曲、金融失衡和系統性風險方面的嚴重缺陷，并通過建立起有效的結構性政策組合模式，真正實現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穩定與高效運行。
中國的“大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應著力構建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三位一體”的整體框架。其中，貨幣政策方面，應在盯住通脹和產出的基礎上關注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狀況，繼續完善通脹指標統計，為政策決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礎，堅持價格型調控為主、數量型調控為輔的基本原則。金融監管方面，逆周期監管應綜合考慮銀行廣義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宏觀審慎監管應與微觀審慎監管緊密結合，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應統籌協調。信貸政策方面，應堅持市場化調控原則，提高效率和增強可持續性，可選擇盯住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滿足度，與總量性的貨幣政策相區別，主要發揮結構性調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