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編：瀕危語言的搶救和保護需要跨學科的合作，需要科學的手段和不同領域專家的通力協作。我國應當開展大規模的語言田野調查，搶救性地記錄瀕危語言，建立書面語與口語語料庫，特別是創建包含文本、語音、圖像與動作的多模態語料庫，使得在后續研究中可以還原真實的使用語境。除此之外，還應當制訂相關的“瀕危語言保護條例”，把瀕危語言保護工作納入法制軌道。通過立法和規范，強化文化、教育、民族等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能，并加強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相關責任部門應當增加語言保護領域的科研立項，撥出專款支持相關研究。

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工具與載體，反映了特定地區的生態特征與人們認知世界的獨特視角。作為一個多方言、多語言、多文化的國家，中國的語言資源相當豐富。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性的增強，越來越多的語言問題暴露出來，保護語言資源的多樣性，鼓勵保護與運用瀕危語言資源，實現語言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當今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

　　我國語言資源的現狀

我國是語言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境內共有120多種語言，分屬多個語系，具有特定的使用區域和人群，具有不同的發音、詞匯與語法體系。但經濟、文化占優勢地位的語言的“黑洞效應”，使語言多樣性面臨威脅，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語言瀕危，甚至瀕臨滅絕。據研究統計，當前我國處于瀕危狀態的語言已達20余種，其中，使用人數在千人以下的語言有15種。預計在未來的20年到50年之間，將會有20%的語言不復存在。我國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如鄂倫春語、赫哲語、土家語、彝語、仡佬語、納西語、仙島語等語言和方言的湮滅，都已在“旦夕之間”；塔塔爾語、畬語、基諾語、普米語、怒語等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已完全失去交際功能，加速向瀕絕邁進；而一些地方方言，例如浙江的溫州方言，因為受強勢的普通話影響，使用人數特別在青少年人群中正日趨減少。

筆者認為，建設“美麗中國”，不僅包括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應包括人文文化的多樣性傳承與發展，而后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即為語言資源。語言是文化傳承和傳播的主要載體，語言差異反映了文化、思維與行事方式的差異。特定的語言承載著特定的文化元素，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語言的可持續發展，語言的多樣性勢必與文化的多樣性緊密相連。如果把人類語言和文化的存在環境、相互關系、變異和發展過程看作生態系統，那么人類的語言和文化也具有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特點。在文化的各種形態中，語言是知識得以世代相傳的最有效工具，促進了非物質文化的發展。一種語言的消亡往往意味著一種族群文化的丟失，也預示著人類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態系統的破壞，依附于該語言的文化、藝術、傳統也將會消亡，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就會被削弱，“多元一體”格局也將受到一定的沖擊，繼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假若人類只使用一種語言以迎合單一的、全球性的文化，那么這將與物種單一化引發的惡性循環一樣，最終破壞人類語言文化生態系統。由此可見，我國語言資源的現狀不容樂觀，值得重視。

我國瀕危語言保護所面臨的困境

我國一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民族語言的發展，現階段，瀕危語言的保護工作已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廣泛關注，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不少瀕危語言得到搶救性的記錄，一些語言在一定范圍內部分恢復了交際功能，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建立了專門機構用以傳承代表該地區文化的語言。但應當看到，我國的瀕危語言保護工作仍不到位，依然存在不少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從語言資源的價值來看，人們對語言的選擇是自覺行為。信息在全世界的快速傳播需要通用語，而語言多樣性似乎增加了不同族群間的交際難度，甚至造成彼此間的沖突。由此，謀求共同語的愿望成為許多人的追求，不少人甚至企圖推廣世界語。同時，一些強勢語言因具有更高的認同而逐漸成為人們選擇的對象，反之則被視為價值較小逐漸被放棄。由此可見，語言的瀕危和瀕絕有別于物種的滅絕，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不適應性”，因為語言的瀕危和瀕絕并非由語言結構或者語言應用的“不適應”而觸發，而是由社會文化與語言政策等因素導致。在這種背景下，瀕危語言的使用群體會逐步變成雙語人，在使用雙語過程中逐步發展成語言轉用，選擇更有用的強勢語言。由此可知，語言的選擇行為往往是自覺的，是隨著語言資源的價值變化而變化的。然而，追求語言統一的人們忽略了語言與特定歷史、文化的聯系，簡單地把語言文化的多樣性看作是全球化的絆腳石，導致語言的瀕危進而帶來文化的瀕危。

從政策制度來看，相關保障依然欠缺。從政策層面來保護瀕危語言非常必要，而目前政策層面的問題主要在于政府財政投入的不足。針對瀕危語言保護的專項基金項目較少以及相關研究人才的匱乏，嚴重制約了瀕危語言保護工作全面、深入開展，使得科研工作缺乏連貫性，更無從談及建立瀕危語言文字數據庫、建立“瀕危語言保護示范區”等措施的實施，導致語言生態維護處于被動狀態。同時，從中央到地方缺乏系統的雙語教育法規和足夠的資金支持，過度強調官方語言在傳媒、學校與政府機構的絕對主導地位，忽略方言的凝聚作用。與此同時，大部分人把瀕危語言保護局限于語言本身，使得語言保護工作流于形式，尤其是一些經濟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往往將瀕危語言保護視為增加經濟收入的途徑，這種商業化行為所整理的語言和文化資料逐漸偏離了日常生活的真實內容，給人以“作秀語言或文化”的感覺。

　　加強瀕危語言保護的路徑

為了不斷完善與發展語言，使語言生態永葆青春，進而平衡和發展既有的文化生態世界，當務之急就是強化和鼓勵瀕危語言的使用，擴大其使用范圍，充分體現其功能，最終提高該語言的活力。

結合本國實際情況，汲取國外先進經驗。瀕危語言是全球性問題，國外有著較為豐富和多樣的語言保護經驗。在澳大利亞，不少高校鼓勵學生以瀕危語言的調查描寫作為學位論文，墨爾本大學計算機系的一些教授投入巨大精力進行語言材料的編檔和數據保存工作，對本土語言的保護作出了巨大貢獻。從世界范圍來看，從政府到民間，不同專業的學者對語言搶救工作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倫敦大學亞非語言學院把搶救瀕危語言當作一項重要工作，成立了專門工作管理機構，并投以巨額經費作保障，資助專家和學者在全世界范圍內開展相關研究工作。英國威爾士地區用英語與地方語言標注路牌等措施來鼓勵人們使用地方語言。我國應當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汲取國外的先進經驗，實施正確的語言規劃和措施，鼓勵高校、科研院所加強對瀕危語言資源的研究，加大對語言資源的保障力度。

建立瀕危語言語料庫，落實相關立法。瀕危語言的搶救和保護需要跨學科的合作，需要科學的手段和不同領域專家的通力協作。我國應當開展大規模的語言田野調查，搶救性地記錄瀕危語言，建立書面語與口語語料庫，特別是創建包含文本、語音、圖像與動作的多模態語料庫，使得在后續研究中可以還原真實的使用語境。除此之外，還應當制訂相關的“瀕危語言保護條例”，把瀕危語言保護工作納入法制軌道。通過立法和規范，強化文化、教育、民族等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能，并加強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相關責任部門應當增加語言保護領域的科研立項，撥出專款支持相關研究。

建立“語言保護示范區”，擴大社會影響。政府應當有系統地實施語言復原計劃。參照“經濟建設、精神文明示范村社”的模式，我們可以在語言資源豐富的地區設立“瀕危語言保護示范區”，開通瀕危語言保護網站，采取積極措施鼓勵使用母語。例如，在公共場所鼓勵使用母語，中、小學與幼兒園設立地方方言課，電視媒體播放方言動漫節目等等。相關政府部門還可以向社會征集與該民族語或當地方言有關的歌謠、故事，搜集、整理、挖掘、提煉以匯編成冊，鼓勵大家傳唱或傳誦。以溫州為例，當地政府對溫州方言的保護可謂盡其心力，開播諸如“百曉講壇”“溫州鼓詞”等溫州話電視節目，在公交車上使用溫州話報站，在中小學開展溫州話童謠比賽，將具有溫州方言特色的童謠整理匯編等。

應當認識到，沒有一種語言或文化能夠獨霸天下，世界本來就應當是多元的，根植其中的語言和文化也應是多元的，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并不能成為破壞語言多樣性的理由。只有充分尊重語言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才能傳承和創造燦爛文化，才能建成美麗中國。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基于語料庫技術的溫州人群體形象構建分析”〔編號：Y20112110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