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猶如一顆星辰，閃爍于現代性的開端之上，這是任何一個時代人物都無法繞過的話題。對于弗里德里希 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來說也是如此。法國大革命在一定意義上，是其政治生涯的起點，也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可以說，當其著手將埃德蒙柏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翻譯成德文之始，命運之門就已經把他推到了歐洲政治的風口浪尖。這一場革命不僅促成了他對理性主義和自由的反思，也初步構成了其保守主義的政治取向。

根茨在柯尼斯堡大學師從康德，最初受到了康德哲學的重大影響，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后，一度也如激進青年一般為之歡呼雀躍，但是當1790年柏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一書出版之后，他的政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開始用審慎的視角來考察這一場革命。1793年，根茨將《反思法國大革命》翻譯成了德文。在其中，根茨幾乎將柏克視為了自己的精神導師，字里行間無不透露出對柏克政見的心悅誠服。同柏克一樣，根茨此時不再把法國大革命看成是一場民主革命，而認為它是一場反對傳統、反對權威的暴力運動，是人類社會中的一次脫離現實的實驗。根茨的這種態度，使得早先他的很多崇拜者認為他背叛了民主的信條。不過，法國大革命在雅各賓專政后的種種血腥屠殺，乃至于波旁王朝的復辟、拿破侖的稱帝，似乎都展示了這場大革命的恐怖面相。因此，根茨在譯作完成之后，又創辦了一份雜志——《歷史月刊》（Historisches Journal）。在這份刊物上，他接連發表了《法國大革命的本源和特性》《法國大革命前后的歐洲政治狀況》《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的比較》等多篇重要文章。在其中，根茨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線索，從自由的分歧以及傳統的保存等方面拓展了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可以說，他深刻地洞察到了，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承諾背后所隱藏的邏輯悖論。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的根本性錯誤，在于過度強調啟蒙理性的作用。當理性變成了政客們借以摧毀一切傳統與信仰、摧毀一切社會關系的武器之時；當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宗教革命依賴于暴力強制、甚至肉體消滅而進行之時，理性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血流成河的斷頭臺，已然宣告了自由的淪喪與社會的崩塌。

通過對柏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的翻譯，以及對法國大革命的起源、特征及其與歐洲整體政治狀況、與美國革命之間關系的考察和思考，根茨逐步地將英國的保守主義思想系統地引入了德語世界。我們知道，德國保守主義思想的發生有兩個源頭，一是外部的，一是內部的。從外部來看，德國保守主義主要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沖擊和柏克思想的激發；從內部來看，德國保守主義則與德國自身的社會發展、歷史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在根茨身上，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兩條保守主義線路逐步生發與發展的過程。首先我們要關注的是外部的原因。柏克把社會看作是一種植物或者動物，而人只是其中的一個器官，因而社會的權威是作為個人生存的條件而加諸其身的。這種混合了經驗主義的保守主義觀點，從英國傳到了德意志，而最早翻譯柏克著作的根茨則毫無疑問地從中汲取了自己的政治哲學觀點。此外，在擔任奧地利政府秘書之前，根茨曾有過一次倫敦之行，在那里，根茨對這個在現代化程度上遠遠超過普魯士的國家——英國——表現出了由衷的羨慕和贊嘆之意，英國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強烈地吸引了年輕的根茨。保守主義的政見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而從內部來看，我們發現德意志處于歐洲發展轉化的中心，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反對法國的集結地，正是因為它對歷史和傳統的延續性情有獨鐘。相較于依據理性原則突然建立起來的“人為”社會，德國更加青睞通過逐步演化、形成進而穩定下來的有機共同體。因此，這個民族更為注重的是一種傳統而保守的變革方式。當然，這種保守并非為了維護舊有的政治制度或者貴族利益，而是為了保存那些在民眾中沉淀下來的價值、習俗乃至不自覺的選擇，以及由此所構成的生活形態。根茨出生于這樣一個傳統的社會模式之中，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自然成為了他觀察世界的不自覺方式。

在這內外兩重因素的影響之下，根茨的思想開始了一種保守主義的轉向。這幾乎表征了當時歐洲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在法國大革命后續的恐怖與暴力中，在原本明朗耀眼的理性、自由、民主的光輝之下，似乎出現了無法擺脫的灰色暗影。當然，這樣一種轉向不僅體現在抽象的哲學理念上，同樣也體現在具體的政治觀念上。對根茨來說，學習英國的政治制度，運用政治均勢原則，創立一個和平有序的歐洲體系，是抵制拿破侖霸權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在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上，他作為會議秘書長做了一個重要報告，提出重整歐洲政治秩序、創建歐洲聯合體的主張：“為了清理20年的廢墟，并重新分配領土戰利品，最明智的做法是擱下平時的小爭端，共同支持現有的社會秩序準則。此外，今后任何大規模的歐洲戰爭都是無法容忍的……（歐洲）各國組成的社會是現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條件……歐洲的命運最終取決于歐洲的聯合體（Federal Constitution）。”在通常的歷史敘事中，維也納會議往往因其忽略民族主義，犧牲小國利益以保持大國勢力均勢，乃至試圖恢復歐洲的舊有秩序，而被許多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所詬病。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維也納會議上所形成的歐洲協調合作的常規架構、對戰敗國的溫和處理、廢除奴隸買賣、開放國際河流等措施，確實在歐洲大陸建立起了一個和平的系統，并對重建和平及歐洲社會的進步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根茨在此次會議中所提倡的建立歐洲協調機制與歐洲聯合體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是其保守主義理念的一次政治實踐。而后續歐洲的發展，也基本上遵循了他的這一理想建構。1815年，在維也納會議結束后不久，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發起提議，加上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　威廉三世的復議，這三國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簽署了《神圣同盟宣言》。這一宣言的宗旨是，根據神圣的基督教義處理三國之間的關系，并且宣布“三國屬于上帝統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個分支，三國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此外，它還強調各國的人民和兵士，都應當出于和平正義的原則，遵守教義、保衛宗教，并且應當竭盡所能地保護神圣同盟的穩固。在這三國締結同盟之后，法國國王路易十八也加入了同盟。隨后歐洲各國的君主，除了英國攝政王、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及教皇外，都紛紛加入了同盟，神圣同盟宣言的效力幾乎橫貫了整個歐洲。這一同盟的創建雖然不是維也納會議直接討論的內容，但是，它與會上所提倡的歐洲協調機制以及創建歐洲共同體的主張緊密相關。神圣同盟的正式確立，讓根茨格外振奮——因為，“歐洲終于在它自己所創立的最高法院的主持下統一了起來，似乎已經組合成了一個龐大的政治家庭”。更加令他高興的是，神圣同盟還確立了一整套關于國際組織監控、管制、制裁的相關條款以及一些調節雙邊或多邊行為的程序、規則、規范與慣例。這些制度的存在將有力地預防一國專制和暴政的存在，從而推進整個歐洲的和平進程。

然而，根茨也清醒地意識到，這一依托于大國力量聯合起眾多國家的聯盟體制，仍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損害和平的消極一面。“大國在國際舞臺上占優勢是一種事實，正如在國內社會中大的經濟組織占優勢是一種事實一樣。除非摧毀這種優勢權力本身，否則，任何法律或組織結構上的措施與設計，都無法消除這種權力差異所引發的政治后果。”也就是說，在國家實力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如果實力強大的國家在行為上不受節制地僭越國家主權，而實力弱小的國家則無法行使自己的國家主權，這必然會引發新一輪的沖突。神圣同盟內部的這些問題，是根茨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下根本無力解決的。雖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階段，不斷地向各國君主警示同盟內部可能出現的危機，但是，最終也沒能找到一個行之有效的平衡方式，只能抱憾離世。

總之，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整個歐洲的政治局勢、社會思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大多數歐洲知識分子一樣，根茨從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轉向了保守主義的立場，進而通過自己的政治努力，去營造一個破除法國專制霸權、促進歐洲和平的協調機制。他所主張的歐洲聯合體，雖然打著歐洲均勢的古典旗號，但實際上想要創立的卻是現代意義上的歐洲共同體。在其影響下，神圣同盟得以建立。這是歐洲君主試圖以超國家的國際組織機構管理世界、抑制戰爭、實現和平的一次重要嘗試，也可以被稱為人類建立世界政府維護和平的第一次試驗。雖然神圣同盟主導的國際政治舞臺給大國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間，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差別是一種難以消除的國際政治現實，但是這樣一場華麗而真實的政治盛宴畢竟給根茨一生的政治事業畫上了一個留待后世點評的句號，實踐了他用保守主義的主張，反對獨裁，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