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當前中國環境狀況客觀監測與公眾主觀感受之間的不一致，提醒我們思考中國環境問題的新趨向：比如中國高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復合效應日趨明顯，環境壓力在區域間轉移誘發了新問題，環境衰退逼近環境容量的極限產生的社會焦慮激發著更加強烈的環境維權；以及環境問題的國際背景，比如發達國家憑借其先發優勢建立的不平等政治經濟格局及其在全球環保責任、環保觀念上的缺位。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質是通過社會建設促進生態建設，區域性率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有可能的。這要求我們審視和重建對自然價值的認識，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重視組織化的、理性的公眾參與，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之損益分配的公平性。
關鍵詞環境問題 生態文明建設 全球視野 社會建設 公平性
中共十七大報告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中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提出要更加自覺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的提出和建設實踐，直接針對中國日趨嚴峻的環境狀況，必將進一步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內涵，引領中國發展的新維度、新方向和新境界。
關注中國環境問題的新趨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嚴重的環境破壞。同時，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重視環境保護，加強環境立法，充實環保機構，逐步加大環境保護投入，致力于改善環境質量。新世紀以來，有關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狀況之間呈現出一定意義上的走向雙贏的趨勢。在經濟增長方面，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的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年均增長繼續保持較高速度；與此同時，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1年，中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逐年遞增，累計達到25649.9億元。［1］中國政府在2011年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指出：與2005年相比，2010年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12.45%和14.29%，兩項主要污染物均超額完成了“十一五”的總量減排目標。［2 ］2012年的公報繼續顯示：全國環境質量總體保持平穩。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比上年減少3.05%和4.52%。［3］
然而，當我們瀏覽各種媒體的環境報道時，發現“環境形勢嚴峻依舊”、“水環境質量不容樂觀”、“水污染觸目驚心”、“霧霾指數頻頻爆表”、“癌癥村頻現”、“垃圾圍城”之類的標題新聞頻繁出現。筆者在2010年參與設計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以下簡稱CGSS）①數據表明：在全國城鄉隨機抽樣的3716名受訪者中，70%的人認為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非常嚴重”和“比較嚴重”，認為根本不嚴重和不太嚴重的只占12%，另有18%的被訪者認為“既嚴重也不嚴重”。由此可以說，媒體和公眾對于環境狀況的主觀感知和反應，與政府公報的客觀環境狀況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一致。為什么會這樣？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國環境問題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趨向。
第一，由于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在很大程度上繼續沿用的發展模式，使得中國發展所造成的環境壓力依然很大。大體上，中國目前仍然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城市建設不斷擴張，制造業還在發展，鋼鐵、水泥、電力等能源原材料工業所占比重仍然較大，這種情形意味著難以避免較大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排放。同時，中國政府動員型的、高速度的、高投入的、沒有充分考慮環境成本的發展模式還在延續。全國各地之間依然存在著激烈的GDP競爭，工業化遍地開花，環境污染也隨之全面擴散，影響人群更加廣泛，社會關注自然更為強烈。
第二，中國高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復合效應日趨明顯，環境治理難度加大。由于所謂后發優勢的影響，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在時間上被高度壓縮。英國、美國完成工業化分別花了200年、135年，而日本、韓國僅分別花費65年、33年。在中國，加上我們特定發展模式的作用，長期保持了很高的發展速度。在快速的大規模的工業化過程中，各種環境問題集中爆發，交互疊加。可以說，從天空到地上、從地上到地下、從陸地到海洋、從國內到國外，都有我們發展所“制造”的環境問題。這樣一種形勢顯然比發達國家分階段出現的各種環境問題要嚴峻得多，使得我們在環境空間上的回旋余地非常有限，導致我們應對環境問題的意識準備、知識儲備、能力建設和資源分配等存在巨大不足，難以有效治理環境問題。
第三，由于中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在客觀上創造了環境壓力在區域間轉移的可能，并且誘發了新問題。從全國總量來看，一些環境污染數據呈現某種下降趨勢，似乎表明環境治理已經取得效果。但是，如果從數據結構上看，按照《中國統計年鑒》（2011）發布的數據，從2002年到2010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先增后降，在2006年達到2588.8萬噸后呈穩定下降趨勢。但從各地區看，北京2002年是19.2萬噸，2010年降到11.5萬噸；而同期內蒙古則從73.1萬噸增加到139.4萬噸。［4］其他指標如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煙塵排放達標率、工業氮氧化物排放達標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等，位居前列的也主要是東部發達省市。［5］中國的環境治理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重城市、輕農村傾向，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有加速趨勢。換言之，雖然整體上的環境壓力數據可能確實下降，但是環境壓力的地區分布和影響人群卻更加廣泛，越來越多的地區遭受環境破壞，越來越多的居民直接感知到環境質量下降。
第四，由于中國資源環境天然條件并不是很好，加上日積月累的環境破壞，環境衰退正在逼近環境容量的極限，由此產生的社會焦慮等正在顯現，直接影響著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知和判斷。總體上講，資源緊缺、環境空間有限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人均耕地、淡水、森林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6 ］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7 ］而單位產出的能源資源消耗水平則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由于環境系統自身的運行極其復雜，長期累積的復合性的環境破壞以及環境治理的長期欠賬，使得一些地區的環境狀況在短期內難以修復，甚至不可逆轉，中國生態環境形勢比較嚴峻。
第五，中國發展過程中長期累積的各種環境問題，對公眾生命財產的直接威脅正在顯現，由此激發了更加強烈的環境維權。環境狀況由改變到真正變壞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逐步累積的，初始階段往往不易被發現。越來越多的數據開始證實，隨著環境污染的加劇，居民罹患各種惡性腫瘤的風險也越高。一些地方頻繁出現的癌癥村（例如，淮河流域的沈丘縣1年癌癥死亡2000人），就是水源遭受長期污染的一種結果。近期由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團隊研制的《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也證明了這一點。［8］與此同時，工農業生產設施陳舊、管理不善、問題累積，導致環境突發事件數量和造成的直接損失日益增多。“全國環境統計公報”數據［9 ］顯示：2005~2010年的6年間，全國統計突發環境事件4022次，年均670次，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不包括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損失）累計達到90799萬元。
第六，隨著環境問題及其治理的日益復雜化，中國環境治理的制度和體制存在著相對失靈的現象。應該說，中國政府注重推動環境法制建設，目前已經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為主體，以環境保護專門法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資源法、環境保護行政法規、環境保護行政規章、環境保護地方性法規為主要內容的環境法律體系。同時，中國也已建立國家和地方環境保護的標準體系。但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相關制度的虛置和扭曲執行還比較普遍。很多組織和個人的環境破壞行為得不到有效制止和懲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考慮到環境治理的關聯性、整體性和復雜性，迫切需要更加適切、更加有效的針對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部門與部門、政府與公眾、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等方面的體制性安排。這些方面的體制創新還很有限，環境保護難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協作，地方主義、部門主義長期成為環境保護的大敵。
第七，當前中國環境問題的新趨向還表現為公眾環境意識進一步覺醒。在環境信息日益公開并且傳播更加便捷的條件下，在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的激發下，隨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公眾越來越關注生活質量：原來迫于生計被忽視的或者勉強承受的一些環境問題，現在已經不能容忍；原來沒有關心的環境問題，現在也越來越關心。最近一兩年里，城市居民對于PM2.5問題的高度關注就是一個例證，這種關注甚至驅動政府修訂空氣質量監測標準。CGSS數據表明：在全國城鄉隨機抽樣的3716名受訪者中，65.7%的受訪者表示對環境問題“非常關心”和“比較關心”，表示“完全不關心”的只占3.1%；另有10.6%的人表示“比較不關心”，19.2%的人表示“說不上關心不關心”，1.4%的人表示無法選擇。應該說，一個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關心環境問題，表明環境保護工作有了更好的社會基礎。但是，這種情形也表明，環境問題越來越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
中國環境問題的新趨向，提醒我們對于環境問題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于關注客觀的環境狀況。事實上，環境狀況的社會影響、公眾對于環境狀況的反應和主張、社會對于環境狀況的應對措施和能力，都應構成環境問題的重要內涵。解決環境問題的直接目標是改善客觀環境狀況，但是深入分析環境衰退的社會影響、認真回應公眾的環境訴求、促進環境友好的社會變革等，同樣是在解決環境問題。如果忽視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和社會影響，忽視環境問題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仍然以單純的技術觀點和對象化的態度看待環境問題，那么不僅無助于達到改善環境狀況的直接目標，而且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政治問題。
環境問題分析的全球視野
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環境問題，除了分析中國國內的影響因素之外，還應在全球工業化進程、國際社會不平等和全球環境變化等大背景下看待中國的環境問題，謀求對環境問題之社會本質更深刻的認識，以有效應對國際社會的輿論和更好推動中國的環境治理。
從國內因素看，我們的人口狀況、技術狀況、資源環境稟賦、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所采用的發展模式、組織制度和體制安排，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價值偏差等，都是導致環境破壞和衰退的重要原因。但是，當今世界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國家的環境狀況并不是僅僅由其國內因素所獨立決定的。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中國環境問題是世界工業化進程以來環境問題的新發展，與發達國家密切相關。或者說，發達國家自身的環境改善并不直接意味著其在根本上改善了全球環境；甚至，發達國家迄今為止也還沒有為全球環境改善創造更好的條件。在此情況下，一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袖手旁觀、蓄意指責甚至別有用心，既非合理，亦非道德。
其一，地球有限的環境容量被發達國家優先擠占了，而且他們現在還消耗著大量的地球資源和能源，排放著大量的廢棄物，應對全球環境惡化負有歷史主要責任。以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為例，從工業革命到1950年，發達國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計排放量的95%；從1950年到2000年，發達國家排放量還占全球的77%。就中國而言，雖然當下每年的總排放量很高，但是從1904年到2004年的100年間，其累計排放僅占全球的8%。其中，相當比例的排放還是為了生產供發達國家消費的產品，大約占中國排放總量的14.5％~24%左右。［10］在能源資源消耗方面，發達國家同樣占有與其人口規模嚴重不成比例的份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生存權、發展權，具有無可爭辯的正當性，卻只能在被高度壓縮的環境空間中進行，必然遭遇嚴重、局促的環境問題。
其二，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為前提的，發展中國家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衰退在一定意義上“支撐”著發達國家的環境改善。美國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后進入所謂后工業社會，其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份額下降，第三產業份額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城市化水平高，國內環境質量也逐步改善，同時依然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生活富裕程度不斷提高。其中的“奧秘”在哪里？就在于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產業分工。發達國家在制造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當然，其中也包含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愿望）的同時，以援助發展和共同開發等名義，將大量易于造成環境破壞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全球新興工業基地形成的同時，也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衰退。而其自身則通過研發、設計、品牌以及管理組織等環節保持著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控制，并消費著發展中國家加工制造出來的廉價商品和服務。中美關系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個縮影。與美國的后工業化相比，中國仍然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鋼鐵、煤炭、水泥、化肥、棉布、電冰箱、電視機、自行車、鐘表以及電話通訊中轉設備等的產量都位居世界前列，大量產品經由出口供發達國家消費，大部分的產品附加值也為發達國家所攫取。有數據表明，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對世界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都接近40%。［11］整體上，越富裕、人均收入越高的國家，其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越低。這表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正利用自身有限的資源和環境空間，承受著日益嚴重的環境壓力，支撐著全球經濟，特別是支撐著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化”和“環境改善”。
其三，發達國家憑借其先發優勢建立了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格局，由此攫取并且依然在攫取世界發展的大部分成果，擴大世界各國的發展差距，削弱全球環境保護的共識。全球發展的不平衡是世界環境保護的大敵，也是各國各地內部環境保護的大敵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發達國家，東亞、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正在崛起并影響著世界經濟格局，這種趨勢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迄今為止，它既沒有改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事實，也沒有改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及其內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事實。根據《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當時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平均收入是最貧窮的20個國家的37倍，［12］全球性的貧困現象不僅未得到遏制，而且呈日益加劇之勢。從人口數量分布來看，北美、歐洲及亞太地區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相對較少，卻擁有世界財富的90%。［13］全球前200名富翁均在西方國家，其財富超過發展中國家24億人口的總財富。而在14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80多個不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在減少。全球有近2/3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其中有60多個不發達國家被排斥在經濟全球化之外。［14］這樣一種趨勢的持續，不可能為解決環境問題創造良好的國際條件，也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內部推進環境保護工作。
其四，發達國家在利用技術、資金優勢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環境狀況方面沒有履行應盡的責任。發達國家在其發展進程中占用了過多的資源與環境空間，享受著發展中國家用其自身環境惡化換來的商品、服務和財富，本應承擔更多的責任，自覺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為全球合作創造適宜的條件，共同推動全球環境保護。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發達國家總是逃避責任，希望保持其在經濟技術方面的優勢地位，常常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失望。CGSS數據和同年進行的國際社會調查項目（ISSP）數據表明，80.0%的中國公眾同意“在保護環境方面，富國應該比窮國做出更多努力”這一說法，對富裕國家有很高的期待；但是，高收入國家公眾中只有36.1%同意這一說法，兩者之間有著顯著的反差。在應對環境衰退方面，發展中國家急需技術創新和資金投入。在中國，盡管技術創新在資源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方面已經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整體落后于發達國家。例如，在電力、交通、建筑、鋼鐵、水泥與石油化工六大部門，降低碳排放需要60多種關鍵的專門技術和通用技術的支撐，對于其中的42種關鍵技術，中國目前并不能掌握。［15］而發達國家總是找出各種理由拒絕推廣先進技術，實際上是想憑借新技術鞏固其在世界體系中的支配地位。這種思維邏輯與攜手發展中國家共同保護全球環境的邏輯是相悖的，也在加劇著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惡化，而這種惡化最終必將威脅全球各國。
其五，發達國家在助推消費主義、傳播不良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負有重要責任，這是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對全球環境保護也非常不利。很多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以基督教教義為核心的西方文化過分強調人類對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制造了人與自然的對立。而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崛起，強調服務于資本利益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過度開發，催生了消費主義思潮，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直接制造了現代環境危機。然而，西方國家不僅沒有充分反思其文化中的局限，而且憑借其強大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力量，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多種方式大力推廣其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價值混亂和種種流弊，由此加劇了發展中國家人與自然的緊張和對立，并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西方國家的環境危機轉移。分析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必須注意到西方文化擴散的負面影響，深入反思和批判其所建構的人類“進步”方向與標準，例如對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對物質財富的掠奪和占有、對個人主義的張揚和追求、對自由市場的鼓吹和遵循等，祛除其“現代”的偽裝，揭示其“西方”的本質；同時，要致力于發現自身文明的積極價值，重建新的文明形態，推動文明轉型。如此，才有可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